中新网2月26日电 他离开了日本，带着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带着未能痊愈的病情，离开了企望成为新的生存空间的扶桑热土。这种始料未及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跌宕有致的悲剧。日本新华侨报网26日刊文讲述了一位上海男子是如何走进日本精神病院的故事。文章如下：

　　听说，他被警察强制送进了医院，送进了这位于世田谷区八幡山的东京都内最大的一家都立精神病院——松泽病院。

　　又听说，他迫切要求出院，想在春节前回国，和父母、妹妹过一个团圆年。但是，他周围的朋友大多是“潜伏”下来的“黑”户口，无法“出头”和有关方面交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还需要做出“反馈”。

　　●这是一个抑制癲狂的地方。我在采访时感觉到，人如果长期生活在这里，会渐渐变得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常。

　　1月13日，我和他的一位朋友约定上午10点钟在京王线八幡山车站见面后一起去医院。结果，等到10点45分，他的这位朋友才睡眼惺松、满脸倦容地赶来。此君每天夜里打工，早上5点钟下班。每天上午的10点钟，都是他睡得正熟的时候。今天，为了朋友，他牺牲了自己的睡眠时间。没有想到，在车上还是抵挡不住睡魔的袭击，一下坐到终点站去了。穿过一个又一个迷魂阵般的院落，我们来到“A14病栋”门前。按响电铃后，只见从里面出来一位护士，打开一道铁栅栏门，又打开一道铁栅栏门。她让我们换鞋、签字、进屋，自己又在匆匆忙忙地锁门。显然，她是担心病人跑出去。

　　只见，十几个病人正在大厅里活动。初到乍看，个个都是悠哉闲散，有的在看报，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室内散步。他呢，看见我们后也立即走了过来，脸上略带木讷的神态，讲话还有点嗑嗑巴巴。当我们和他坐下来后，他马上拿出一包七星牌香烟，又伸手要打火机。进门时医生已经嘱咐我们：“不能给病人打火机。”于是，我们只好轮流给他点烟。

　　谁料，我们刚刚坐定，一位女患者也凑着坐了过来。她听见我们讲中文后，脸上猝然泛起痛苦的表情，用日语问：“你们是中国人吧？你们要告诉我：这里是日本吗？怎样办到日本旅游的手续？”我只好客客气气地请她走开。据说，她8年前来自中国的广西，因为婚姻的不幸而住进了医院。不一会儿，又过来一位女患者，她用责怪的口吻说：“你们的桌子太脏了，太脏了。”说罢，大动作地又是擦桌子，又是倒烟灰缸，着实忙乎了一番。等到她搞完卫生，我们刚要进入谈话的正题的时候，又有一位女性患者走过来，磨磨唧唧地问：“你是单身汉吗？请你把住所和电话号码写给我！”接着，拿出了一张纸。旁边一位女患者见此情景，用中国话大声告诉我：“别理他，她是神经病。”说完，硬是把她叫走了。

　　究竟谁有神经病，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搞清楚了，日本的精神病医院内也实现了“国际化”。认真比较起来，他呢，还算是好的，能够清楚地记着自己两张银行现金卡片的密码，让朋友帮助他提取出来；说自己已经在这里过了新年，无论如何都想回中国过“虎年”；还说回国之前想到外面去买点送给亲属的礼物。

　　正在我们交谈的时候，病房内突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声，只见数名医生、护士像消防队员一般迅速地冲了进去。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也被喊声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见下嘴唇在轻微地抖动着。不一会儿，病房内恢复了平静，医生和护士也都气喘嘘嘘地走了出来。当时，我的感觉是，在这个颠狂的世界里，没有病的人也会患病；有病的人也难以养病。

　　好不容易等来了他的主治医生李益焕。韩国籍的李医生听完情况后说：“根据目前的治疗来看，他可以出院了。但是由于他是超期滞在者，又是按照日本精神病法被警方强制送入医院的，所以他即使是出院，也不能返回日本社会了。我们要和东京入国管理局联系，等他们派人来办理手续。”

　　但是，办手续需要时间。问题在于怎样争取时间脱离这个颠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