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邻国而言，面对日本修宪，有一连串问题也许应该引起思考：首先，日本修宪终究是日本内政，邻国无法直接施加影响，但如何在双方的核心利益方面与日本逐渐取得良性沟通，则是一个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题目。笔者之前曾有阐述，中日双方在千年交往史上最大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中，须各自正视对方核心国家利益，亦即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日本终究须走向“正常国家”。中日能否在正视和不挑战对方核心利益方面达成共识，涉及到“两强并列”状态下各自的心理调适，也涉及到双方能否在一系列复杂的具体议题上剥离情绪，直达核心。

　　需要新的地区安全框架

　　其次，如何评估日本社会的民主成熟程度，也是日本邻国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不可否认，由于战后日本国内和国际格局的原因，日本社会的历史观呈现巨大的模糊乃至错误状态，但战后日本社会基本上还是由和平主义思潮主导。两者合二为一，呈现出一个巨大的矛盾组合体。如何评估一个历史观虽然模糊，但却已摆脱战前迷茫和军国主义冲动，同时爱好和平的日本社会，并尽可能地将之纳入国际和平体系之中，是日本邻国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年欧洲融合德国的经验，一个富有哲学意义的启示是：化解潜在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其融入到地区整合框架之中。当然，邻国对日本的担忧，不但有日本模糊历史观的原因，而且也由于亚洲新战略格局下的“美国因素”，亦即美日联手可能对中国造成的遏制。

　　这里既涉及中国对美日同盟两面作用的评估，也涉及到东亚地区能否逐渐产生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框架和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后，这一机制能否或将在多大程度上向上述方向演变和发展，可以成为人们思考、探讨的一个方面。(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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