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中国，改革是件微妙、复杂的事情。有些改革一开始惊天动地，末了却默默流产了。你这三年来推行“新政”，为什么还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卢天健：第一，离不开教育部和学校的支持；第二，改革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从剑桥回来，不等于就可以高高在上，把国外的理念拿过来生搬硬套。每一项改革开始之前，我先是逐一跟各院系的老师谈，把问题分析透彻，把利弊得失拿到桌面上，透明的文化有利于改革的推行。我改革的步骤，也分阶段，一年触动一部分人，一年改变了25%，四年就是100%，以迂回的方式慢慢朝目标推进。

　　共 荣

　　记者：17年的留学生涯，17年的四海漂蓬，让你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卢天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如今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明显地感觉到老外的目光不一样了，是全方位的，有人抨击，有人中性，也有人能作正面的报道。以前不行，以前做留学生时，经常觉得很窝火。1987年，我获得了去香港大学读书的机会，一过罗湖口岸，就傻眼了，那时的香港，不知比内地繁华多少，我在内地一个月的工资才70多块钱，这点工资哪够生活？有时还得“啃老”。但一到香港大学，每月光奖学金就有4000港币，住宿加吃饭，只需花800元，多的钱全部存起来，几个月后一回家，所有的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全买了，亲戚朋友非常羡慕。内地与香港、与世界的反差可见一斑。

　　记者：受到过伤害吗？

　　卢天健：当然。当时香港人对大陆人有个形象的称呼，“大陆老表”，老表就是“土”的代名词，从穿着、发型、言谈举止到思维观念。

　　我就读于香港大学，这所大学是香港地区最好的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精英阶层。但只要我一出门，一张口，他们就知道，哦，老表来了。对待老表，店员的态度很冷淡，明明听得懂你说什么，却故意不提供服务。这有点像《Pretty Woman》里的朱丽娅·罗伯茨，她演的风尘女去高档商场购物时，遭到了店员们的冷遇。

　　记者：你想了什么招？肯定不会束手无策。

　　卢天健：后来我想，你们不是瞧不起人吗？我就讲英语，我一讲英语，他们就糊涂了，不知道你是台湾人或是华侨，至少，大陆老表怎么能讲英语呢？他们的态度马上转变了。

　　但去年我去香港，就感受到鲜明的变化，我正大光明地走进去，介绍自己是大陆来的，人家的笑容照样亲切，服务也很周到。人民币畅通无阻了，普通话也管用了，很多香港明星主动学说普通话……最近我还接待了好几批来自英国的客人，他们看中了中国巨大的教育消费市场，要与西安交大合作，尤其是利物浦大学与我们共同成立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按一本招生，还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Tom Bell教授全职担任我校国际表面工程中心主任，这说明什么！说明了祖国在进步，经济在发展，自然会赢得由衷的认同！

　　记者：从香港大学毕业后，你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一份好工作。为什么又要含辛茹苦去哈佛读博？

　　卢天健：说实话，虽然香港大学在亚洲负有盛名，但在世界范围内，却不算顶尖的。揣着西安交大与香港大学的毕业证，我想在美国找到一份正式的教职都很难。这刺激了我，既然你美国人认的是名牌，那我就上一个给你看看，一般的还不去，要去就去最好的学校，师从最好的老师！

　　我给哈佛大学的工程与应用科学系寄去了简历和文章。人家不光要了我，还给了全额奖学金。我从此迈入了人生中最辛苦的阶段，那时我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为了陪我到美国学习，太太做的牺牲也很大，她辞去一份安逸的工作，从餐馆的服务生做起，吃了不少苦。

　　家庭的压力，使我不敢优哉游哉。五六年的课程，我决心在两年半内读完！接下来的岁月变得很疯狂，哈佛的压力，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难度高，进度快，老师的架势简直是“你们肯定都学过了”，一两次课下来，一本书就没了。他考试的方式也很绝，开卷考试，布置三道题， “相信你们都是自觉的，不会互相交流，一个星期以后，把答卷交到我办公室来。”三道题做一个礼拜？但是哎哟，真的要做一个礼拜。有的人为了做这三道题，把睡袋都搬到办公室，通宵赶工。不敢不拼命，哈佛规定， 12门课的平均成绩，必须达到B+以上，否则就没有资格再念了。我们几乎把图书馆翻了个遍，才磕磕巴巴地做出这三道题。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道，就是他前几年的一个博士生写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得做几年啊！

　　就这样，一边学习、考试、做论文，一边照看孩子， 两年半之后，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学业，获得了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我的导师J.W. Hutchinson教授，美国科学院、工程院、艺术和科学院三院院士，力学界的泰斗，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天健，你现在的学问已经可以让你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工作啦！”

　　实 践

　　记者：说起你在美国的经历，有一段不能不提。那就是你在南伊利诺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期间，与麦道公司合作，解决了飞鸟撞击战斗机驾驶窗的课题。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卢天健：其实我也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是他们的一个工程师找到了我，“卢，你是做断裂研究的，有没有可能解决这方面的一部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飞鸟撞到有机玻璃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裂纹，裂纹的大小，与飞机的速度有关系，和鸟的质量也有关系。

　　我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模型，对各种各样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什么样的鸟撞上来什么样的速度，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供麦道公司的飞机设计师在设计或维修时参考。

　　记者：这次的成功，对你的启示是什么？

　　卢天健：那以后，我树立了一种研究的风格，就是任何问题都要和工程实践相结合。在剑桥期间，我积极与政府以及工业界、军工界合作，争取了几千万元经费推动科研工作。主持过英国、美国海军和欧盟的大型科研项目，如时速超过100公里的大型舰船的先进材料设计、工程装备的可靠性评估、大型计算机散热控制、航空发动机降噪技术等理论和应用问题。

　　回国后，我常常跟国内的同行、学生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悬在半空中，一定要关注国家的发展，把科研项目与国家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比如，我们正在研究的“超轻多孔金属材料”，作为一种新颖多功能材料，将来会在航空、航天、航海、汽车、高档机床等高能耗、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核 心

　　记者：问个实际的问题，与剑桥相比，您的年薪是降了还是涨了？

　　卢天健：降了。不光是降了，我可以这么说，比我在国外的工资要少一大截。另外，我现在的工资，是合同制的，有效期四年，四年(副校长)任期满了以后，还不知道多少呢！

　　记者：那你觉得“亏”吗？

　　卢天健：(笑)有一点不平衡，我在国外拿的是高薪，这个高薪是终身的，我去世之后，退休金将由我太太继续享用，从经济的这个角度说，我不知道“亏”了多少；但我认了。因为我的人生价值在祖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个国家就是我的国家，我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与她息息相关。

　　我曾有机会获得英国和美国国籍，但最后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午夜梦回时，一个问题时常萦绕心间：为什么我还在英国？为什么不回去？我现在才不去想“为什么我在中国呢”这个问题，回来的时间越长，就觉得祖国的吸引力越大。

　　记者：我们一直在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你认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最值得我们去把握的核心是什么？

　　卢天健：越是一流大学，越崇尚学术无上的自由，就像我这个名字所隐含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因为时局的变换改变自己的操守，不因社会风气的流变更迭办学理念，不因世俗的左右改变运行轨迹。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要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1.认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把握世界潮流，建设互相交融、综合优势明显的学科体系；2.不追求校舍和人数，提供崇尚真理、讲求科学的宽松学术氛围，提供一流的教学和研究设施，汇聚卓越的人才和来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3.营造多姿多彩并富有个性的大学文化，鼓励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4.注重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关心和培养，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的品质；5.明确大学是非赢利性教育机构，倡导独立、完整的大学精神，不以赚钱为目的；6.服务于社会并不断调整自身以回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不断提升学校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力。有了大师级的人物，有了各领域的杰出人才，好的学生、好的项目也会随之而来，学校将走向良性运转的轨道，教育也将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千秋大业服务。(作者：李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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