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天健，祖籍福建，生于成都，2001年，晋升为剑桥大学的Reader(Reader是英国大学教职体系中独有职位，表示获得的人已获教授资格)，成为该校近800年历史上第一位获此职位的中国大陆学者，并就任皇后学会的学术总监；2005年，晋升为该校教授；2004年7月，受聘为西安交通大学(下简称西安交大)副校长，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面向海外公开选拔的第一位副校长；2006年10月，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对“世界一流大学”，卢天健有自己的见解，“越是一流大学，越是崇尚学术无上的自由，就像我这个名字所隐含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不 惑

　　记者：您是2004年7月正式就任西安交大副校长的，那份就职宣言现在读起来依然激情洋溢，“17年前，我是交大的学生，我在这里成长，现在，我回来了，我知道我终有一天会回来的。”从剑河之畔到黄土高原，回归的一步如何迈出？

　　卢天健：记得那是2004年3月份，西安交大的合作者给我带来这样一个讯息：即将换届的西安交大在酝酿一项重大的举措——把所有八个副校长的职位拿出来，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这是国内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你愿不愿意争取这个位置？”他的话勾起我无限沉思。因为那年我恰好40岁，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

　　记者：四十不惑？

　　卢天健：(笑)我那时没到那个境界，很是“惑”了一阵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两个选择确实各有诱惑。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把去剑桥教书当作梦寐以求的目标。它有“世界上最美的大学”之称，闲庭信步、游目骋怀时，眼前的每一幕都充满诗情画意。我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一大片绿意盎然的草坪，静谧的剑河贯穿其中，诗人徐志摩当年就是在这里留下了《再别康桥》的动人诗句。令我沉醉的还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一年只有三个学期24周的教学任务，之外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原则上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但这种“舒服”，有时又让我觉得茫然与虚空，40岁就抵达这样一种状态，是不是很“危险”？会不会过早地丢掉了激情？

　　剑桥800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外国人当过副校长，校长更别提，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空间。40～50岁是一个人最成熟、最绚烂的年华，如果找到一个平台，主管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把国外17年的所学所思所想运用于祖国，或许可以更大地发挥我的用处。

　　记者：轰轰烈烈的全球大招募，是什么让你脱颖而出？

　　卢天健：应该是我长达十年的在海外从事教学管理的经验。回来后，教育部的领导和一些朋友告诉我，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归者不下20万人，但绝大多数只在国外短暂地念过几年书、或访问进修过，真正在世界一流名校做到终身教授、正教授然后辞职回国的，屈指可数。一个普通的学生或教师，关注的层面可能就不那么宏观，也很难有机会深入了解一所大学的精髓，了解它的运作规律。

　　新 政

　　记者：古诗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雾里看花总是美好的，只有真正躬耕于这块土地上，才知道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回国后有没有觉得不适应？

　　卢天健：我跟祖国一直没有疏远，在国外也经常看电视、上网，了解各种动态，与大使馆也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在剑桥，也接待过大批国内的访问学者及各省、市考察团，他们带来许多鲜活的讯息。很多思考，在那时就已经萌发了。

　　记者：思虑最多的是什么？

　　卢天健：关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我们现在的学生，特别是高层次人才，质量堪忧。说得直接点儿，到现在，我还没看出哪儿能冒出能拿诺贝尔的。我们的本科生很优秀，相当一部分硕士生，也是有水平的，但更高层次的人才，没人要。一个学生，博士毕业了，去国外做博士后，人家欢迎，但出站后想留在英、美等国像样的公司或高校里，很难。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博士生质量达不到国外一流大学的标准。

　　我们肯定不能说，我们的学生就比别人的笨，是什么贻误了孩子们？机制的问题？想象力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高等教育的理念在哪个环节出了漏洞，回国三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破解。

　　记者：从哪里开始“做手术”？

　　卢天健：大概是在2005年12月份，机会来了，教育部召集西安交大、华中科技大学、哈工大等三所高校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了个会。会上领导说得很诚恳，“国家也意识到我们研究生培养的方法需要改进，改革又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推进，想把你们这三家大学作为试点单位。”

　　我感到很振奋。现在很多高校的领导，观念还不到位，言改革必提收费，一提收费媒体就会炒翻天，闹得学校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很对立，很紧张，这是不妥当的，也是不明智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可以从加强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做起。目前研究生的学费与生活费都由国家来出，导致了部分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不紧密，归属感不强。以西安交大为例，从前在研究生中间或多或少存在这样一种心态，“导师又不给我发钱，给不给他干活儿，得看我乐不乐意”。

　　这与剑桥的“导师负责制”大相径庭。剑桥非常重视师生关系的紧密性，从本科时代，个别辅导就成了学生在剑桥学习生涯的中心。除去系里听课外，学院里还有一位院士以个别辅导的形式负责学生的专业课总体进展，院士由各学院从全校的教师中遴选产生。上课可以不去，但辅导却不能不去，你懂不懂一见面就会知道。院士可以向学生提出口头或书面警告，并建议学院开除某学生。所以，任何学生见了院士都不敢马虎。严师出高徒，密切的师生关系促成了剑桥传承了800年的优良学风。

　　为此，我们借改革规定“在国家给的费用之外，导师还得再掏50%”。这样，学生自然会发自内心地感谢导师，会以勤奋读书、刻苦钻研作为回报，而导师这方面，自己掏钱了，付出成本了，自然会更严、更负责。当然，也不是搞一刀切，例如人文社科的导师就不掏钱或只掏很少钱。

　　记者：这项改革构成了你新政的主要内容？

　　卢天健：如果研究生机制改革光停留在这么一个水平，我觉得太肤浅了。我们的总体改革思路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收费、资助之外，还涉及到人事制度、科研业绩、本科/研究生教学、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等等。

　　我再举一个例子，说说怎样才能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我们常常感叹，中国的论文在世界上引用率低，可信度低。这个大问题，追根溯源，可以从“实验员”这个小环节抓起。

　　目前许多大学的实验室，不能抱怨硬件条件差，关键在于我们没将实验员放在一个正确的序列上来考量。很多地方实验员的工资待遇、住房条件是与学位、职务直接挂钩的，为了生计，为了一块立锥之地，实验员拼命地念研究生，想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高级工程师。这种浮躁的、动荡的心态，怎能经得起千锤百炼？怎能凝神静气，结出丰硕的实验室果实？另外，一些科研人员本就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心态，觉得“做理论要比做实验要牛”，既然实验员不够，那就干脆不做实验好了，直接在计算机上做做模拟、画画曲线图，一篇文章就弄出来了。

　　但说实话，这样的文章发多了，不好，因为任何理论，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空对空，我怎么来相信你？虽说目前中国人在各类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很可观，但平均引用率是0.1，这个数字令人尴尬，它意味着每篇论文只被引用过0.1次，许多论文，可能一次都没被引用过，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于纸堆中。世界一流水平是什么？平均一篇论文被引用四次！这就是差距！

　　记者： 如何破解这个大课题？

　　卢天健：设身处地地为实验员着想，设计一个有利于其生活、发展的序列。在西安交大，实验员要走的就是实验员的序列，而不是教师的序列，我们为其设计的路线，不是副教授、教授的路子，也不是高工的路子，而是实验员1级、2级、3级……最后一直到8级。8级实验员的工资待遇，不比教授低多少。实验员一琢磨，有奔头啊，自然会安下心来把实验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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