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糕粉店卖点心，最大的尴尬出在语言上。东张西望的洋游客，为了体验美国本土的中国风情，不但要买虾饺和烧卖，浇上逾量的老抽，低头大口吃下，还爱向售货员问渔人码头怎么走、缆车在哪里搭。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她们一律抓瞎，要么时髦地耸耸早年被柴担压得僵硬的肩膀，要么跑进厨房把老板娘请出来应对。

　　第一代移民的首道难关永远是语言。她们只有小学或者中学程度，从乡村直接进入异国的都市，比来自大城市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同胞，要面对更多尖锐的文化冲突。

　　有趣的是，她们在旧金山的“姻亲柏文”(由车库改建的非法附加住宅单位)或廉价客栈单人房里定居，却没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原因在于，她们的生存状态，基本上和中国的80年代以前没有大的差异：她们为谋生而奔忙，站8个小时柜台，再搭两三个小时乘巴士来回，做饭、接送孩子，晚间一个小时的中文电视新闻，最享受的是临睡前一家子看一集韩国电视剧，被女主角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狠狠捶几拳嘲笑她的老公，才眼睛红红地钻进被窝。一天就这般饱满而平淡地过去。

　　她们受惠于蒙昧，得益于知足，忧郁症是衣食丰足、有房有车的老移民才有资格生的富贵病，暂时和她们无缘。她们目前有的，是吟哦“洵此美而非吾土兮”的博士后们所缺乏的精神优势。

　　不能说她们没心没肺，她们不懂“乡愁”这文绉绉的字眼，但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的热爱，却不在任何人之下。

　　对半个世纪前，老金山“掉转船头百算百”的理想，她们是坚定的继承人。她们和家人回到故乡，在村头点的鞭炮，是要用长篙伸到屋檐上，和炊烟争长短的；她们在村头或小镇餐馆摆的酒席，不但要堂皇，而且要在门口写上“XX宴客”的标语。“衣锦还乡”，在老家赚足面子，不丢祖宗的脸，是她们美国梦的核心。

　　我提着粉红色购物袋，站在糕粉店门外，一边等候巴士，一边有滋有味地隔着玻璃橱窗看里头卖糕点的女乡亲。伙计们正在开午饭，热气腾腾的四大碟摆在玻璃柜面上：咸菜蒸猪肉、凉瓜炒牛肉、咸鱼、炒白菜，售货员和厨工们鱼贯而来，各自往手头的海碗挟菜。顾客来了，其中一位放下碗，用手抹抹嘴巴，带着油光闪闪的笑脸去迎客。

　　在小圆桌前吃皮蛋粥的客人和她们是老熟人，一起说说笑笑。这种情景，放到档次稍高的外卖店，是绝对办不到的，雇员和顾客一起用餐，成何体统？可是，在这里，显得这般自然。

　　我想起故土乡村的红白大事，在锅台前，在厅堂里，婶母们也是这样聚集的。

　　更与之相近的场面是“做糍”：一家有喜事，如嫁女、娶媳妇、“揽生日”(为长辈的生日送贺礼)、“做节”(为节日作准备)，多位巷子相邻的嫂嫂，被请进家来做煎堆，在案上把米粉和热水揉好，搓成里面空心的一小坨，以嘴吹气，再放进油锅炸。整个操作过程，最能体现乡村女子的美德：勤快、合作、爽朗。想不到，这一类童年景象，在唐人街的糕粉店再现。我怎能不激动？

　　刚才甜甜地叫我两声“靓仔”的年轻嫂子，把筷子伸向远处，挟起一只和她的桃腮比美的红虾仁，放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和吃肠粉的“熟客仔”说话，兴致高起来，咯咯大笑。全店的人都附和着笑。那是在乡村夏夜乘凉时特有的景致，充满默契、友爱和幽默。

　　蒸笼的水汽缭绕着店员的围裙和或长或短的黑发，这一刹那，我被感动了，被震撼了。比之晒菜干、扛大米和陪女儿上学等让我难以忘怀的片断，这一景象更具展现本质的意义。

　　不是吗？我的女乡亲就凭着要么天赐要么成于后天的乐观，一代代地活过来，一程程地挺过来。

　　30多年前的春荒中，我亲眼看到，她们每一顿都只吃像水一般的稀粥加豆角叶。出勤赚大寨式工分时，依旧嘻嘻哈哈，没当一回事。如今，温饱不成问题就够了，她们仗着乐观——这品格是土地所赋予的，所以具有不可摧毁的厚重；是村溪所造就的，所以具有随物赋形的灵活；她们笑呵呵地迎着或者绕开屈诘聱牙的“阴沟流水”(英语的音译)，迎着或者绕开信用卡、驾驶执照、入籍考试，迎着或者绕开乡愁走去，挽着家庭、孩子，以及不讲情面的岁月。

　　(摘自美国《侨报》；文/刘荒田（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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