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我很感谢祖国对我的信任，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总体来讲，外交部的环境比较公道，对干部的评价和任用是比较客观的。我沙祖康能够生存、而且能够发展、甚至还“平步青云”，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点。

　　至于我为什么能成功，一是外交部风气好、祖国信任，二是我人也很努力，三是我有一帮真正的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沙祖康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得到了朋友们最真心的帮助；沙祖康付出了坦诚，也收到了坦诚的回馈。

　　《导报》：临近退休的年龄，受命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归宿，还是一个新起点？

　　沙祖康：我还从来没考虑过，这是归宿、还是起点。问题很好，或许我应该考虑一下。将近花甲，我的外交生涯要打一个句号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归宿。

　　联合国副秘书长，完全是一个新的岗位，要面临新的文化，应对新的环境，从这里讲，当然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导报》：过去代表一个国家，现在则要平衡全世界。您将怎样完成这种角色的转变？

　　沙祖康：我每天都在准备，每天都在调整。这不仅仅是我沙祖康的问题，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国官员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包括潘基文秘书长本人，他需要的调整恐怕比我还要大。但目前情况不明，心里没底儿，所以更多的是担忧，更多地考虑怎么能把工作做好，这还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问题嘞！

　　谁也帮不了我的忙，我需要一段时间，尽早、尽快地了解情况、适应新的工作。很多人以为我很聪明，实际我傻、我是“笨鸟先飞”、能吃苦。为国家工作，要守国家的规矩；到联合国工作，当然就要守联合国的规矩。我正在学习《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公务人员守则，我将忠实地执行这些规矩。

　　《导报》：中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两个职位更喜欢哪一个？

　　沙祖康：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喜好，我还是喜欢当中国的大使，这一点很明确。我做梦都没想过，会让我去当副秘书长。我觉得当大使比较“威风”，“威风”就是你可以代表国家在外界舞台上驰骋，去宣传我们的国家，维护我们的正当利益，比较潇洒。所以我就喜欢当大使。但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也变化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很大。用邓小平先生的话说：中华民族也该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很值得的。

　　《导报》：您觉得“中国外交”是否存在弊端？

　　沙祖康：37年中，我目睹了中国的外交进程，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善良的、厚道的、公正的、包容地、有原则的“长者”形象。所以我由衷地热爱外交事业，除了对国家的感情外，那就是我欣赏中国的外交政策。恃强凌弱、以大欺小，这在中国的外交中都是绝对不存在的，所以世界上的小国、弱国也都是中国的好朋友。这一点也符合我自己的个性。

　　对于“中国外交”，我还真挑不出来什么刺儿，如果我要觉得不好，可能早就不干喽！。

　　《导报》：作为中国外交官，您代表国家利益屡次同美国交锋。时过境迁，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您对美国将持何种态度？

　　沙祖康：联合国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机构。在192个成员国中，因为经济发展、军事力量、文化背景等等差异，在联合国中的利益也是不同的，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同。但必须承认，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联合国宪章》上讲，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实际上美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从联合国角度出发，搞好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增进同美国的交流与合作，至关重要，这不是喜欢与否的问题。至于我自己，重视和尊重，并不等于赞同和欣赏。

　　《导报》：作为在欧美冲锋陷阵的外交先锋，怎么看待中日关系？

　　沙祖康：“中日关系”必须被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国家关系和个人关系有相似之处，时好时坏。这样来看，中日关系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总的来讲，中、日两国是邻居，有记载的交往已有2000多年历史；近、现代中日关系不好的时期，前后加起来也不到百年，在历史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片刻。

　　另一个角度来看，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中国再能，也不能把日本撇到月球上去；日本再富，也不能把这么大的中国赶走。地缘关系就决定了，我们只能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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