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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8年开始的恭王府府邸腾退(清理、迁出占用者)近日正式结束，共耗资数亿元人民币。王府原址将按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原貌复建为两个院落。2008年春，那里将作为王府博物馆开门迎客。

　　对于有着“一座清王府、半部清朝史”之誉的恭王府，府邸清理结束以及随后的修缮、复建，无疑有着命运拐点意义，意味着这座规模宏伟并负载特殊历史和人文信息的旧日王府，终于迎来焕发第二春的契机。而历时28年的清理以及半个世纪以上的“混居杂陈”、身份属性“模糊”，则表明这一“复兴”的不易。

　　在一个千年古都，没有什么比面对一处处具有文化和历史地标价值的古老风景的褪色、凋零、沦落更让人遗憾。太多的失误与失忆，让这一文化“拯救“与复兴过程更具沧桑感和镜鉴价值。

　　这是一个沉重的事实：由于在某个特定时间段人们的历史视野、文化认知、人文情怀过于局促、短视和偏狭，而导致一些片面、武断的决策出台，在缺乏历史和文化责任感的思维影响下，人们做了太多“自摆乌龙”式的决断，以至于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需用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来弥补文化“伤势”。

　　这一景象不仅在恭王府，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世界文化遗产亦曾不同程度地有过类似遭遇。由于相关清理长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性保障，再加上资金严重匮乏，工程进展缓慢甚至一度陷入僵局；这也是为什么恭王府式的文物身份重新认定，时至今日才渐次有清晰轮廓的缘故。

　　循此回望数十年来中国的文物保护与文化认知之路，特别是联想到半个世纪前那场著名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之争，以“梁陈方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详)为代表的保护思路被冷落，随后老城墙、城楼集体消失，在今日耗资倾力的城楼复建与恭王府的复原工程映衬下，历史与文化的况味流转让人深思。

　　这传达着一个警示：在世易时移、变幻万千的时代风云面前，人们永远需要一颗理性、睿智的的大脑。但愿这数十年来的洄转能让人们更清醒地确立历史与文化的时代座标。

　　在涉及具体的文物保护操作思路时，不仅应专注于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吸取，文化气息馥郁的法国的做法便值得参考。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家，其细密的设计覆盖了每一个文物保护领域，而有针对性的运作也激发了公众的保护意识和参与热情。致力于文物保护的民间组织已有两万多个，其每年用于各种文物保护的社会资金达100多亿美元，相当于政府财政投入的总额。

　　在“文化中国”建构的时代命题下，恭王府的“复兴”当然只是某种意义上的清音初啼，重要的是，这座城市、这个时代终于在历史梦魇和现实利益掣肘的复杂纠结中作出决断，让人看到文物保护和文化建设的方向。

　　(摘自美国《侨报》；作者：萧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