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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月前，中日关系还处于“解冻”初期，现在似乎已进入“春暖花开”的阶段了。事态的发展，确实给人以瞬息万变的感触。韩国《朝鲜日报》甚至以《中日关系拨开云雾见月明》为题，来形容当前的中日关系变化。作为现状分析，它有一定的准确性，但作为长期观察标准，则有过度乐观的危险。

　　中日关系为何会有如此峰回路转的变化？

　　一、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他上台选择第一个出访国为中国，以言行一致来证明他重视日中关系，也证明他有改善双方关系的“诚意”。

　　二、安倍不像其前任小泉首相总采取过桥抽板策略，不仅再三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还充分利用国际外交舞台、各种的首脑峰会，设法与中国首脑进行直接会谈，既巩固了中日首脑外交体制，也弥补和深化了中日关系的修补工作。

　　三、安倍将靖国神社问题“暧昧化”加以搁置，就是不继续执行小泉制定的恢复国家神道地位的政策，从而摆脱了日本的外交困境。

　　由于安倍采取了权宜之计，蕴藏了极右的政治特质，使他能够对亚洲施展“战略外交”。正如他的“破冰之旅”带来的效果，不仅修补了濒临破裂的中日关系，也恢复了日韩的正常外交往来。

　　首脑外交是日本战略外交的重心，而自10月8日中日首脑恢复会晤以来，接着又在11月18日越南河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进行了会晤。两国首脑如此频繁会晤，跟小泉时代的“拒绝往来”情况相比，确实有天渊之别。何况，中日外交当局正在具体安排明年春天胡锦涛的访日行程。12月，东亚峰会在菲律宾宿务举行时，安倍同样可以会见中国总理温家宝，显示中日首脑外交不仅已全面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也已经步入了正常化轨道。

　　防止中日关系再被破坏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不仅为安倍政权的成立和发展确立了良好基础，也为日本的亚洲外交重新注入了活力。《朝日新闻》11月21日以《重视日中关系改善的潮流》为题发表社论说，10月北京会谈同意以大局为重，确立朝向互利的“战略互惠关系”，而河内会晤又同意，设立有关经济发展和能源合作的部长级会议，这便是其具体成就之一。

　　社论说，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重要的投资对象国。作为两个石油消费大国，不能只着眼于摩擦而忘记相互合作。在能源分野的合作，无疑是构筑互惠关系的第一步。既然两国外长已同意，要将象征两国对立的东海油田问题朝向共同开发的方向转化，这是个值得期待的发展。曾经引发严重对立的历史认识问题，也决定通过有识者的共同研究来加深理解。甚至陷入停顿的日中防卫交流，也将重新出发。安倍首相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更是彼此关系好转的主要原因。在北京会谈期间，安倍说“此问题会变成外交、政治问题，因而将不明言是否前往参拜”。承认它会影响外交关系，这是他与前首相小泉的不同之处。

　　《每日新闻》则报道，在改善日中关系的基础上，中国还会阻止采取“暧昧战略”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因为，胡锦涛主席在18日的日中首脑会谈中强调，两国领导人有责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读卖新闻》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说，中国的最大不安，还是担忧安倍首相会参拜靖国神社。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事态，中方的策略是，除了首脑的交流，还将通过各领域的磋商，制造出参拜变得更加困难的氛围。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安倍寻求的“实利外交”、“互利战略”。

　　安倍11月15日在东京首相官邸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说，“我不久前访问中国时，在首脑会谈中表示，应将两国关系变成战略性互惠关系，从单纯的友好阶段，构筑立足于面向未来、互利的战略关系。”

　　摆脱中日友好“旧思维”？

　　过去的中日关系，特别是前首相田中与中国重建邦交，签署友好合作协议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合唱“中日友好”的。一是日本年老一代有历史负债感；二是中国以民族世代友好为目标放弃战争赔偿；三是中国无条件将千万名战争俘虏和侨民送还日本。因此，“中日友好”一词不单纯是外交辞令，也不纯粹是政治口号，而是有特殊历史实质背景的名词。但在日本的极右份子看来，这是日本的奇耻大辱，甚至是永远有负于中国的“历史牌”。

　　日本新保守主义者抬头之后，他们的一贯主张是，对中国应摆脱“中日友好”的旧思维，就是不畏惧摩擦，也不必再顾忌“以怨报德”的指责，对它采取有话直说，有架就吵的“自主外交”。

　　今年8月，东京举行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当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到场致词时曾说：“在日中建交后的‘中国热’中，建立在中国憧憬上的日中关系并不能长久，随着交流的增加，这是不能避免的现象。怕摩擦也就没有双方真正的相互理解。”“要从互相客气、保持一定距离，如此奢侈的友好，转变为正面讨论问题、不怕摩擦、通过对话的累积，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

　　无视东方人的特质

　　日本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嘲笑“中日友好”是乡愁式的感情外交，还主张应建立起利益共有基础上的“实利外交”。基于“实利外交”原则，安倍等曾强烈主张要中日关系“政经分离”，就是日中之间即使有历史的、感情的纠葛、有强烈的争论，但也不应影响正常的日中经贸活动。

　　由于小泉政权需要某些理论来修饰其到处碰壁的亚洲外交政策，结果“政经分离论”便告应运而生。安倍走马上任之后，他主张搁置争议的实利外交奏效，他现在不仅不再提“政经分离”，还公开赞扬首脑外交的重要，宣称要大力推动日中关系的发展，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中日外交关系恢复正常之后，带来的明显变化是，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孤立状态也在逐步解除。虽然日韩关系也已跟着解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开始有日本的声音，但日本扮演的角色还是非常有限。中日关系还是在磨合期，日本的亚洲外交也只能处于调整期，所以还未见日本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有明显的动作。

　　日本人现在也搞不清楚，当了首相的安倍到底是“鹰”还是“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有变通性的实用主义者，外交手腕要比小泉圆滑的政治家。中日之间确实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无法分割的紧密关系，但是一味寻求“战略互惠”，会无视东方人对感情对信义的执着特性，一旦靖国神社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纷争等等又浮上水面的时候，这种战略将不能长期维系彼此的关系。总之，中日关系虽然已经解冻，但距离正常还有距离，要真正实现中日友好却更加遥远。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黄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