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过台湾《中央日报》社长的阮毅成认为，何炳松的史学是可以与梁启超并称的。梁启超晚年不问政治，专心著述讲学，留下许多著作。而何炳松的西洋通史，临死前还缺三分之一没有完稿。

　　暨南大学复员回沪后，受内战影响，侨生比例非常低。曹聚仁1949年春重回暨大教书时，他班上30多个学生，侨生仅3人。

　　1949年，暨南大学只有20余名教职员和40余名学生追随时任校长的李寿雍去台湾。

　　1949年6月，暨大被接管。7月12日，暨大教授陈炳相向军管会要求取消人类学系，理由为人类学目前所教内容“为反动课程”，学生人数极少，且“多要转系”。

　　8月2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表军教字第一号命令，将暨南大学恢复为华侨高级学府，原有文、法、商及理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及交通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前身为中央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暂时停办。

　　1958：复办；1978：再复办

　　在1935年那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中，跟何炳松的“文化本位”针锋相对的，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28年后，陈序经也来到暨南大学担任校长。

　　1958年，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学得以重建。陶铸担任了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长。陶铸将暨南大学的办学方针确定为“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并进行院系调整，以“面向华南，面向东南亚，面向亚热带，面向海洋”。

　　“文革”中，这被批判为“让暨大在1958年的大跃进声中上马，暗地里却又死抱着要把暨大办成资产阶级大学的罪恶计划不放。”

　　现在是校史专家的马兴中，1961年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他记得那时候除了文科生，暨大的理科生也要学习中文写作。而且，学校里还开了“西方经济学”，讲起证券股票。这在当时国内大学极之罕见。

　　1963年1月，受陶铸的邀请，陈序经担任了暨南大学重建后的第二任校长。周恩来曾经说，陈序经是“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能聘请到一级教授任教的教育家”。

　　陈序经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涉猎文化诸领域，率先使用了“文化学”的概念，并运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历史与现实问题，在1930年代提出了颇多争议的“全盘西化论”。

　　陈序经的口头禅是“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他认为建一流大学就是要抓名教授。对所请的名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序经不用去人事部门翻档案，就能如数家珍。

　　在校园里碰到教师，年届六旬的陈序经总要停步问候。学校专门为他配备的小车(由暨大香港校董费彝民捐赠)，也往往成了他搭载教师们的巴士。

　　担任校长后，他主持制定了暨南大学“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提出要在十年内把暨大办成一所规模完善、质量优良的重点大学。但一年后，陈序经被调任南开大学校长。

　　1966年，“文革”开始，暨南大学停止招生，但学校里还有1000多人。

　　文革初，华南师范学院的一群红卫兵要来暨大“造反”，声明要“剃光飞机头，剪光牛仔裤”，还要肃清穿裙子的“资产阶级小姐”，暨大学生以“穿裙子”为主题跟他们展开辩论。暨大主张“可以穿裙子”，华师坚持“不准穿裙子”。暨大论证人类穿衣是以穿裙子开始的，并且男女不分，如果不准女人穿裙子，也应该禁止男人穿裤子。结果暨大大获全胜。

　　演说会是暨大的一项传统。早在1925年，学校就成立了演说会，每周开展一次演讲。1929年的上海高校演讲比赛中，暨大学生夺得国语演说冠军和英语演说冠亚军。

　　1970年1月，林彪想把第一军医大学搬到广州，取代暨南大学，就口头上称国务院同意将“房子已经空起来”的暨南大学转交给军方。2月，口头通知暨南大学革委会，宣布撤销暨南大学，并在2月12日确定了搬迁计划。

　　5天后，《关于撤销暨南大学的请示报告》才被起草。到3月5日，广东省革委会才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

　　这一停，又是8年。

　　1978年10月，暨南大学再度复办。在此之前的4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指出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以招收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籍青年学生为主，同时也要招收少部分国内的学生(以国内的归侨和侨眷的子女为主)”，还特别规定对华侨、港澳学生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

　　根据上级的决定，暨南大学停办时调到广州地区4所院校的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应调回，分配给4校的原暨大的设备、图书，归还暨大。被占的原暨大校园、校舍也一并归还。

　　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晓辉，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到暨大工作的。那时候，暨大的校长是梁灵光。1983年3月就任省委书记、省长的梁灵光，同年10月兼暨南大学校长，至1991年6月卸任。

　　梁灵光与暨南大学的渊源早在1930年代便已开始。暨南大学的救国会就是在校园附近的梁灵光寓所成立的。梁灵光其时在上海读中学。

　　“一二·九”运动后，19岁的梁灵光随暨大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火车上遇到了暨大学生朱含章。暨南大学的学生抢占了火车头，后来成为梁的夫人的朱含章也到火车头协助铲煤。

　　在张晓辉看来，梁灵光任内的8年，奠定了暨南大学这20多年来发展的基础。

　　这8年里，暨南大学采取适应海外、港澳实际的做法，扩大对外招生。从1980年开始，暨大就实行对华侨、港澳学生单独命题、提前考试和录取。1983年和1984年又先后在香港和澳门设立了考场。1985年和1986年报考暨大的境外考生超过2000人。至1988年侨属子弟已占暨大学生人数的90%，成为名符其实的华侨最高学府。

　　1988年，蒋经国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余乃述教授成为1949年后到母校暨南大学参观访问的第一位台湾暨南校友。

　　经过台湾和海外部分暨大校友的长期努力，台湾的“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决定在台湾开办一所暨南大学。经过几年的筹备，该校于1995年招生开学，定名为“暨南国际大学”。

　　“侨”的概念如何影响暨大

　　“暨大既是小‘联合国’，又是‘孔子学院’。”今年适逢暨南大学建校100周年，在校长胡军眼里，未来的暨大将更加多元开放。

　　“联合国”不仅是指如今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侨生和港澳台生，而且还是一种自由的、和而不同的校风———77个国家的学生，足够交换彼此的独特经验。

　　“孔子学院”，则是以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为主要办学宗旨，正如百年前学校的创办人两江总督端方所说，“宏教泽而系侨情”。现在几乎所有海外中小学华文教材，都由暨大编纂。在这里兼容并包，因材施教，甚至侨生可以以通识课来代替内地学生的思想政治课。　

　　记者：1984年，暨大尊师促进会北上行动，直接促成了“教师节”的设立。这让我想到暨大校训“忠信笃敬”的“敬”，尊师重教是暨大的一个传统，是否跟“侨校”这个特质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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