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如时的暨南大学，学生最多时有1700多人，这让校史专家马兴中印象最为深刻。在解放前，大学规模能上千人就已经不错了。

　　真如乡间的农民则把暨南师生看作另外圈子中的人，学生被当成从海外回来的王子，“腰缠十万贯，骑鹤来上海”。“因此，他们的鸡也特别值钱，鸡蛋也比上海的贵”。曹聚仁在回忆录中说。

　　“一·二八”事变后，暨南大学的师生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运动，引起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1934年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视察教育和筹募基金”的名义，调郑洪年前往南洋。校长职务由沈鹏飞代理。

　　1935年，历史学者何炳松接任校长。

　　何炳松就职后，在第一次全校大会上指出：“现在国势阽危，国难严重，许多人已经无书可读……我们在有书可读之时，应努力读书。”他提出的培养目标是：“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的政客。况且暨南比其他大学另有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

　　之后“八一三”事变，真如成为战火的中心，暨南大学只能再度播迁。1938年，暨南大学迁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又播迁到福建建阳。

　　1945：何炳松掌校10周年

　　1943年，18岁的福建少年陈默从南平考入国立暨南大学，选了国际贸易系，因为“可以赚洋人的钱”。入校前，陈默已经知道“何炳松”这个名字，他高中念的外国历史课本就是何炳松编的。

　　那时，何炳松已经在国立暨南大学当了8年校长。他还需要在校长位子上苦苦坚持3年。

　　何炳松由官费送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史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他在国内最先传播鲁滨逊的“新史学”，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精华。1935年1月，他与王新民等9人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以“此事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同时也对欧美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

　　体现在治校上，何炳松大力提倡“忠信笃敬”的校训，重视道德教化，以传统文化培养侨生的品格；主张学以致用，学术救国；在学术思想上，同样兼收并蓄，还在1944年邀请《资本论》的译者之一王亚南到校讲座。

　　陈默认为何炳松校长“很了不起”。一方面，可以跟教育部要到钱，虽然经费很少，但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还是很买何炳松的面子；第二，何炳松在教育界、知识界威望很高，能够请到那么多有名的教授，到福建建阳那样艰苦的山区教学。

　　回想当年的艰苦，暨大校友总会副会长陈默很感慨。点的桐油灯，能用两根灯草就很不错了。作为校舍的孔子庙，也没有灯，上课就需要早早去，抢靠南的、窗户边上的座位，才不会太费眼。

　　何炳松在一次周会上流着眼泪说：“大家生活太苦了，我都知道，点灯的桐油买不起，作笔记的墨水买不起，先生们的太太，有做小生意的，赚那么一角钱二角钱，有的教授连换洗长衫也没有……”

　　1944年，数位教授提议在1945年6月隆重举行纪念何炳松校长掌校10周年活动。他们在提案中说：“本校虽有四十年之历史，校长任职十年者以何先生为第一人；国内各大学校长能任职十年者亦殊不多见。况何先生接事于校局兀臬之际，支撑于困难严重之时，经营擘划，艰苦卓绝，校誉日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能不避艰险，毅然内迁。上海大学不啻十数，而能完全内迁者，仅有本校，大学校长内来者，仅有何先生一人。”

　　1945年6月1日开始，纪念活动持续了3天。毕业学生自发为他排演了平剧晚会。徐克仁当时在《群英会》中扮演周瑜，他回忆选平剧的原因是，全校师生都知道何校长对昆曲有特殊研究，但学校里没人会唱，他们决定排演平剧以代。

　　印象中，陈默还记得何炳松爱喝点小酒，但生活清贫，只能拿乡间的黄酒代替。在10周年活动的晚宴上，200多名毕业生每位“奉半觞为寿”，何炳松“一一尽之无难色”。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暨南大学开始着手迁回上海的事宜。何炳松惨淡经营，呕心沥血，都要找到合适的校址了，却被一纸调令发到国立英士大学当校长。他曾给学生阮毅成发过电报，称“不得已力疾拜命”，准备鞠躬尽瘁了。但因长期劳累过度，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时年56岁。

　　郑振铎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何炳松“做了十多年的暨大校长，暨大的学术空气始终是纯洁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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