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法律要求较严

　　孙铎说，部分华人对破产并不陌生。例如，2005年10月1日公布新的破产法将要实施后，很多华人赶着申请破产。他说，2005年公布的新破产法，是该法自1978年以来的最大改革。

　　新法的主要变化，是申请破产前要经过综合测试，“通过测试的人才能申请。”申请提出后他们还要上财产管理课。他们的收入要低于一定的标准，例如，在纽约，单身的收入不能高于4万4803元，随家庭人口的增加收入数额也增加。而在新泽西州，单身的收入最高限额是5万5008元。人口越多，上限越高。但是，这些规定对华人影响不大，因为申请破产的华人报税收入不高。

　　新法还规定，第一次申请破产后，必须在8年以后才能重新申请，“这个年限比过去多了两年。”全部免除是因为欠债人没有能力偿还。“如果他们在银行里有几万元存款，就表明仍然有偿还能力。”如果有住房，还要看看里面个人付款有多少。“这个计算比较复杂。”但是，个人退休账户、维持生活的费用都会保留。

　　法律规定，有的债务不能免掉，如有学生贷款、欠税、孩子抚养费和配偶生活费。另外，自己过错造成的经济赔偿不能免去。例如，开车撞到别人导致的花费，或将人打伤需要治疗的费用，都必须偿还。

　　为了防止假破产、真骗钱，法律规定还要查看在破产申请递交前的90天内是否购买500元以上的物品，同时要看在前70天内是否提取700元以上的现金。例如，有人认为反正要申请破产，就大手花钱，如购买高级手袋、珠宝和昂贵手表。“这样都不行”。

　　孙铎说，现在华人的房贷重组的比较多。有人借钱买房子，但是还不起贷款。因其净资产较多，又不符合申请破产的条件，因此，他们可以申请贷款重组。例如，屋主失业，无法承担房贷，就可以委托律师和银行谈判。银行听到这样的消息也很紧张，愿意谈判。“他们可以把还款期限延长，利率降低，减轻屋主的压力。”

　　传统观念需要改变

　　纽约华裔律师黄晓夫从事破产法律业务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他说，过去华人很少学破产法。他原来也不准备读破产法，他有一位华人同学，其父是位律师，劝他的儿子读破产法，他受同学的影响才读破产法。“我第一次去破产法庭，法官感到很奇怪，并说华人都不破产，华裔律师为何从事破产业务。”

　　美国人很现实，如果有债无法偿还，马上申请破产，重新开始。“我在破产法庭看到美国人听到自己的破产申请批准后，面露喜色。”许多华人不懂美国的破产法，经常吃亏上当。有人支付多年的债务后，实在无法承受，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他们这时已经筋疲力竭，应该当时就申请破产。”

　　黄晓夫仍然记得一个令他不能理解的案件。他曾经代一个华人打官司，法官判对方一名华人偿还债务。结果那个华人输了官司后就逃走了。“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他，要求还债，因为法律可以往后追溯20年。”欠债人最后还债许多年。他不明白为何那名华人不申请破产。“中国人认为走为上策，实际上是下策。”

　　他说，现在中国是谁欠债谁最牛，美国也是一样。银行一听说要申请破产，马上愿意减价。“银行的谈判底线是50%，谈得好的话可以更多。”只要一破产，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优势。旧的法律对欠债人有利，常是一笔勾销。新的法律一般要求5年内还完，降低25%，如果实在没钱，也能免掉。

　　许多华人为了保持自己的信用，到处借钱还债，“这就像是船沉了，把亲戚朋友一块拉下水”。在美国他们申请破产后，再向亲戚朋友借钱，可以东山再起。但是，许多华人都坚持很久，不问律师。“这就像看病找医生、报税找会计师一样，打官司一定要找律师。”

　　申请破产制止讨债

　　黄晓夫说，破产法的权力很大，“只要申请一递进去，全部官司都要停止。”美国公司很会使用这个法律。但是，有的美国公司非常黑，利用这个法律诈骗中国公司，从中赚取暴利。

　　他举例说，一家美国公司成立10家公司，从中国大陆进货。它们一开始先付现金，获得中国公司信任后，再付支票，结果支票跳票，然后，这些美国公司申请破产。有的中国公司找到纽约的一些华人律师，这些律师却说“无法追究，只能自认倒霉”。他说，实际上他们可以去法庭提出反对，将案件打开。不久前，一家中资公司找到他，他对对方公司申请破产提出反对。“最后双方和解，中方公司拿回600万元。”

　　他说，很多华人做生意签署的合同对自己没有保护。例如，租用店面时，房东除了要求公司签字外，还要求私人担保，结果他们把自己套进去。破产是一项很复杂的法律事务。因此，如果遇到还债困难，应该咨询律师，自己离破产还有多远，是坚持到底，还是见好就收。

　　破产的时机选择也不容易，是决定生存还是死亡的大事。但是，黄晓夫反对拖到筋疲力竭才申请破产。有的华人欠下很多债务，睡不着觉，老是想自杀。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赶快申请破产。黄晓夫称自己不是“喝第一口汤”的律师，许多华人都是在其它律师那里碰壁后，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