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人道的协议书

　　一直到2004年12月，在交纳了报名费、学习费、差旅费等各种费用3万多元之后，李红慧终于获得了赴日打工的资格，上海外经集团统一为她们预订了12月18日飞往广岛的航班。12月16日那天，她又接到通知，要求到靖江跟公司签订正式的赴日研修协议书。

　　拿到协议书时，李红慧有些害怕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苛刻的劳动合同。”记者在这份协议书的复印件中看到，一共有8大项70多小项条款，对研修生在日本的各种生活细节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其中包括：

　　在日本无亲属、朋友关系；要听从公司统一安排，不得拒绝或向日方强要加班；

　　不得到指定宿舍以外的地方留宿；未经会社准许，不准私自外出，准许后也不可单独外出，必须结伴而行；

　　不得与日本残留孤儿、日籍华人或者其他与工作无关的在日人员联系；禁止与任何人以恋爱之名同居、结婚或其他致孕活动；

　　对日方管理应绝对服从，其中包括对计件工作、加班及行宿等各方面的安排，不得以罢工怠工威胁日本业主；

　　禁止购买使用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不得使用会社电话，一律禁止与国内外任何电话的联系；不得与其他会社的研修生相互通讯及信件交往；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日方提出提前回国及索要“归国理由同意书”……

　　最重要的一条是，如果违反协议书上的条款，构成逃跑或者变相逃跑，回国后，研修生必须向靖江公司支付违约金20万元人民币。

　　虽然条件如此苛刻，但已经为出国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资金，李红慧咬牙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不就是3年嘛，什么苦都忍着就行了，相比来说，上海外经公司的条件不算是最苛刻的了，大部分劳务公司需要拿房产证来做抵押。”而且，她跟丈夫解释，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

　　很多人为了能反复去日本打工，买通劳务中介、翻译等人，他们就会帮忙疏通海关的边检人员，用伪造身份证、护照等出去。“我们那个班里，最多的一个，已经去了日本4次了，做过清洁工、也做过衣服，反正干的都是脏活累活。”李红慧说。

　　2004年12月18日清晨，李红慧终于坐上了飞往广岛的航班，同行的是其他76名中国女工。尽管面临的是不可预知的未来，但她们仍然满心欢喜，憧憬着3年之后的20万。

　　工厂里的日本

　　飞机降落在广岛机场，77个人直接被一辆大巴车拉到了广岛东部的福山市，在福山车站，她们被分开，分别被10多个工厂主领走。李红慧、沈晓梅、缪秀琴3个来自苏北的姑娘分到了同一家工厂DNS株式会社，工厂位于福山偏僻的农村，坐了一个多小时车才到了老板中山贵史家里，一下车，老板就收走了3人的护照、证件等个人物品。

　　两天后，3名女工的日本打工生涯就正式开始了。“一进工厂，我们都大吃一惊，都说日本很先进，没想到还会有这么破的工厂。”李红慧说，厂房阴暗狭小、机器潮湿陈旧，比她在中国打工去过的深圳、苏州等地的制衣厂差远了。DNS株式会社事实上是一家日本乡村家庭小作坊，主要负责牛仔裤生产中的一道工序，为福山市的其他大型制衣厂提供半成品，最终的成品衣大都销往东京、巴黎等大城市，价格不菲。

　　老板一家6口人经营着这个小工厂，他们买下了隔壁已经搬往东京的邻居的房子，作为厂房和工人的宿舍，厂里一共雇佣了11个工人，3个年纪大的日本妇女和8个年轻的中国研修生。老板还把家里闲置的土地分给每个工人种菜，谁种谁吃。福山的农村布满了这样的家庭作坊，每年都招募大量的外国研修生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女工，李红慧她们被编入“广岛东部组合”，接受上海外经集团和日方统一管理。

　　1990年代，中国制造开始风靡世界，日本的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日渐萧条，雇佣一个日本工人的成本已经让绝大多数日本制衣老板难以承受。大型工厂可以依靠技术和资金优势到中国等地开办海外工厂，维持生计。可是，对于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只能是坐以待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修生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中国劳动力，维持了“日本制造”残存的竞争力，纺织品行业尤其如此。

　　李红慧3人被称为6期生，顶替了3个刚刚回国的5期生，她们所要做的工作跟之前在中国的制衣厂里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是6期生，但是，生于1977年的李红慧在8个人里，年纪最大，手艺最好，她很快成了厂里的领班，对工人有什么要求，老板都会先跟她说，让她通知其他人。

　　工厂里的生活比在中国艰苦很多。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半休息。日本人对于效率的要求异常苛刻，“在他们眼里，中国一贯都是爱偷懒、不守纪律的形象。”沈晓梅说，“我们那个老板尤其如此认为，简直不把我们当人看，他规定，上下班前后一个小时内不准上厕所，上午只能上一次，下午只能上两次。”

　　小车间里装了3只摄像头，用来监控工人是否偷懒，剪指甲、打瞌睡、上厕所时间过长，都会被老板在办公室里看到，从而遭到训斥。因为害怕被辞退从而被遣返回国，拿不到一分钱，所有的女工从来没有人敢对老板的训斥表示过异议。她们只能在福山乡村的小作坊里，按照老板的要求，日复一日地加班加点。在沈晓梅的日记本上，她清楚地记下了每一天的加班时间，其中最多的一个月是2007年的3月份，一共加了251个小时。按照日本法律，加班工资最少也是每小时600多日元。可是，研修生加班每小时，只能拿到300日元，后来涨到330日元。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想离开日本，她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借债出的国，拿不回20万，回到家里，无法跟家人交代。但是，到2005年8月份，8个人里还是有一个被老板辞退了。“一个21岁的小姑娘，她翻裤角的速度达不到老板的要求，最后气得中山贵史把凳子都砸了，要她滚回家去。”李红慧说，“小姑娘当时就哭着跑出去了，可是，晚上，她父亲就打电话到厂里，要我去替她向老板说情，不要赶她走。”

　　李红慧的说情并没有见效，小姑娘第二天就被老板打发走了，“她是哭着去广岛机场的，那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出国前签订的那份协议书，像个紧箍咒一样套在女工们的头上。在日本的3年里，和所有人一样，李红慧恪守着里边规定的每条每款，因为实在太想念家里的女儿，只有关于打电话的规定得到了老板的宽容，她们可以在每天晚上10点半下班之后，从宿舍往家里打电话。

　　最开心的是收到家里寄来包裹的时候。在日本3年，研修女工们极少有人会在日本买东西，“实在是太贵了，如果在当地解决伙食的话，那3年20万就剩不了多少了。”沈晓梅说，每个人平时吃的用的都是家里人从中国寄去的，腊肉、牛肉干、方便面、火腿肠、咸鱼、苹果等等。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