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侃

　　台北英文中国邮报特约主笔

　　华文媒体如何协助构建“和谐社会”

　　在中国人的传统哲学里，“和”是重要的一环。在四维八德中，和平为其中之一。中国人说“和为贵”，又说“家和万事兴”，其实国家更是如此。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相信“王道”而排斥“霸道”，倡导“与人为善”、“以德服人”。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不崇尚以武力征伐来扩张疆土。“四海归心，万邦来朝”才是中国人所重视的。今日　中国，虽然国力日增，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也一再宣示“永不称霸”的立场。

　　这是明智的政策。环顾当今世界，称霸者迷信武力，自食恶果。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乃是“金砖四国”等和平安定国家。“文革”结束30年来，中国由“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一跃而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今年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迈向小康社会。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估计，至多再过30年，甚至不出20年，中国“超日赶美”会成为事实，不再是梦想。

　　但是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安定的条件。中国未来30年中能否保持安定是一个未知数。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增加了10倍，但贫富差距及城乡差距也随之扩大。据今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修正数字，200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11.1%，较原先估计的10.7% 高0.4%，约合2.79兆美元，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为空前的2,150美元。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固然可喜，但分配不均却是一大隐忧。近几年来，群众抗争事件层出不穷，一叶知秋，值得重视。

　　核心任务 不容失败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两年前就提出　“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以化解　潜在的危机。这一政策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不能不严肃对待。没有和谐就没有安定，没有安定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是刻不容缓的核心任务，是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

　　胡主席指出，由世界各国的国家发展历史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是一个关键性指标，显示经济和社会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中国在2003年时首次突破这个关卡，进入一个关键性的、充满挑战的新阶段。胡主席在2005年初就洞察这严峻的新阶段，提出 “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作为迎接挑战，建设国家的指导性方针。

　　“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继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最重要的政策，是引导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在迈入人均1000美元的新阶段后，面临重重的难关，层层的陷阱，遍布的地雷，四伏的危机。这包括财富分配不均，能源短缺，地区发展失衡，贪腐问题加剧。外在挑战更不容忽视。例如，当中国外汇储备高达1.3兆美元时，贸易磨擦势将加剧，今年的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已引起列强的疑虑，“中国威胁”的呼声更将高涨。所以说，内忧外患将随之而来。

　　但另一方面，危机也是转机。这个新时代也充满了机会和希望，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好与坏，希望与绝望的关键在哪里？答案是中国能否建立一个“和谐社会”。

　　环顾世界，有“和谐社会”才有生存发展。现成的例子俯拾即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倡导的是斗争对立，结果“十年浩劫”将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台湾自从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來，大搞族群对立，省籍矛盾，结果是经济原地踏步，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邻国如菲律宾，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是东南亚最发达繁荣的国家，因为内部贪腐严重而沦为劳工输出的最大国家。

　　民主法制 对症下药

　　“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是什么？胡锦涛主席提出六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心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点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所欠缺，或亟待建立的。这个“胡六点”其实可分四个层次来看：政治方面是民主法治，社会方面是公平正义，文化方面是诚心友爱，经济方面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确保生态环境平衡，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六点内容是对中国目前的政、经、社会症候群对症下药。例如，贪腐问题就像癌细胞渐渐扩散，今年7月间爆发的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震惊世界，严重打击中国声誉。这与贪腐有关，显示民主法治不彰。层出不穷的民众抗争事件也显示公平正义欠缺。水灾频仍，矿难不断显示生态环境破坏及能源短缺。假酒假药泛滥显示国人诚信荡然，道德破产。这些危机如不能化解，国家前途堪忧。

　　因此，建立“和谐社会”是迫切的，说它是21世纪的“立国方针”并不为过。中国避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第二个苏联，就必须引以为鉴，不蹈覆辙。“和谐社会”这四个字在21世纪的重要性不亚于上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它们都具有时代的意义和使命。

　　新闻媒体 责任重大

　　要落实“和谐社会”的建立，华文媒体负有重大责任。媒体应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一方面向读者提供正确的消息，一方面监督政府，发挥所谓“第四权”的功能。媒体不必，更不可做政府的传声筒，但必須要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容和重要性向读者解释清楚，让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政策得到支持并落实。

　　新闻媒体，不论是电子媒体或平面媒体，具有影响民心，左右政治的巨大力量，说它是独立于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并不为过。毛泽东就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为取得政权的“两杆子”。西方的新闻学者每每把新闻媒体的任务归为三项：(1)提供信息(To Inform)；(2)教育读者(To Educate)；(3)提供娱乐(To Entertain)。这种分类当然有些笼统，不过在“教育读者”方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教育"二字也许有点自大的意味，但媒体的教育功能是无人能否认的。媒体对读者提供的信息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或者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力，所以不论古今中外，媒体的教育功能——包括宣传、宣扬、宣导等——历来受到普遍重视。任何政策、政令、主张、运动都必须通过媒体的传播才能发生效果。　这方面例子很多，例如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得力于媒体的宣传支持甚多。

　　不容讳言的是，媒体往往比较重视负面的报道，尤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难免有夸张失实、哗众取宠的情况。这一点新闻同业们尤应谨慎从事，牢记对社会和读者的责任。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华文媒体应严肃看待，做一个推手和号手，扮演积极的角色。但这并非要求媒体放弃批评监督的职责。恰恰相反，媒体应根据事实，勇敢揭发弊端，暴露社会黑暗面，作为防腐除弊的先锋。如果没有媒体的揭发，山西的黑煤矿和轰动世界的中国假药，含毒牙膏及食物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将继续下去，造成更大的伤害。

　　接受批评 闻过则喜

　　这里要向执政当局诚恳地进一言：政府应放宽新闻自由的尺度，应把媒体视为“诤友”，以开放、宽大的胸襟面对批评，才能加速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新闻自由的空间逐渐加大，但仍嫌太慢、太保守，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冷经热”十分明显突兀，是美中不足的现象。其实，一个健康的政府，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是不应惧怕批评的。政府应有“闻过则喜”的心胸，欢迎批评指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个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是非常危险的，容易腐败堕落，尤其是一党独大的政府。古语说“忠言逆耳”，又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媒体的批评，如果出于善意，如果具有建设性，即使再严厉，也不会“动摇国本”。政府不要有“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落伍观念。舆论如果为民请命，宣泄民愤，也是一种保障社会安定的“安全阀，”对“和谐社会”有益无害。

　　翻开中外历史，多少朝代更替，政权兴衰是由于“官逼民反”。人民为什么要造反？当然是社会有矛盾、有对立、有不公、有不义；民怨无处发泄，走投无路，所以铤而走险。中国在迅速发展的30年中，已进入一个关键时刻。以往的“均贫”、“吃大锅饭”的时代已随风而去，接着到来的小康社会却面临一连串复杂的问题，在在都蕴藏着危机。胡锦涛主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无疑不但是化解这个危机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引导中国在21世纪和平发展的指南针。华文媒体都有责任支持这一关系民族盛衰的重大策略，使“和谐社会”早日实现。

　　(作者为海外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加拿大多伦多《世界日报》社长、台湾中央社副社长，现任台北英文中国邮报特约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