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10日发表郑永年撰写的评论文章说，自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中国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着媒体自由度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这次出色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正改变着人们的刻板看法。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媒体这次在报道四川大地震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感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救灾报道中的表现。中国媒体主管部门这次也对媒体的表现称赞有余。

　　中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慌的报道，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它不仅为中国政府和媒体赢得了国际信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

　　无疑，中国媒体这样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在这次救灾报道过程中，中国媒体首先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令很多历来自我骄傲的西方媒体自叹不如。

　　在西方，媒体一直是社会权力的重要一部分，在西方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媒体的社会责任也一直是西方媒体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有时为了商业利益，有时为了自以为是的道德价值，西方媒体经常置社会责任于不顾。这个现象在前不久报道中国的“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暴露无遗。

　　中国媒体在这次报道过程中，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报道，反映事实的真相是中国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很显然，社会责任不是从天上能够掉下来，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以人为本”和突出人的价值的报道原则促使中国媒体的自律。也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的监督。如同任何权力，媒体的权力也同样需要监督。中国社会力量尤其是中国的网民这次对媒体的报道扮演了有效的监督角色。有了社会力量的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得到纠正和改正。

　　媒体主管部门(政府)的角色认知的变化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一些海外媒体说中国媒体这次是“自我解放”。这并不很确切。实际上，媒体主管部门这一次真正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就是引导媒体的报道方向。

　　中国最高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为救灾抗震奠定了基调，那就是，“救人”。这一基调成为了抗震救灾方方面面的行为原则，也是中国这次令世界惊讶的原因。为什么方方面面能够在“救人”上达成高度共识？原因更为简单，只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原初的善良的直觉和本能。

　　那么，中国的媒体未来往何处走？抗震救灾以来的这一份经验值得总结，这是一份涉及到政府、媒体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经验。

　　对执政党来说，这份经验已经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执政党如何通过媒体自由来获取领导权？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领导权的强弱可以通过媒体自由度的多少来衡量。对任何执政党来说，执政权包含统治权和领导权。

　　一些政党在获得了执政权之后，简单地行使统治权。但也有些政党在行使统治权同时也能努力保持和追求其领导权。很自然，后者比前者的执政更具有可持续性。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因此可以说获得和行使领导权比行使统治权更为重要，或者说领导权是中共长期行使统治权的基础。

　　如何通过促进媒体的自由来行使领导权？在这方面中共自身的历史已经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从远的说，中共所信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自由讨论而得到确立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就可能就没有共产党。

　　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通过媒体的自由争论达成共识。如果没有那次思想解放，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局面。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大的难题的解决都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媒体的自由的获得。

　　可以说，媒体自由是中共行使领导权的一个关键。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得到的。一些人经常把媒体自由与领导权对立起来。

　　中共高层对行使领导权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知的。执政党是人民的有机部分，要行使领导权就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也就是“立党为公”的主题。

　　因此，前些年高层主管就向媒体界提出了“三个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话”和“贴近群众”。中国媒体这次成功报道和所展现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是这三个"贴近"的最好实践。媒体的社会责任行为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执政党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