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2日电 2月10日出版的美国《侨报》刊载评论文章指，春运，只是大陆现代化与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缩影。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中国春运困局，要彻底改变仍任重道远。原文摘录如下：

　　在最近二十年的中国，可谓“春运年年有，年年各不同”，就连身在美国的华人读者，都对“春运”这两个当代中国新造词汇的涵意十分熟悉，就连西方各大媒体的驻京记者和摄影师，每年这个时候都发出大量有关春运的报道和新闻图片。

　　中国铁道部宣布，2007年春运已从2月3日，开始到3月14日结束。春节前后的40天里，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1.56亿人次，客流高峰将超历年春运。

　　外界困惑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铁路建设也是高速发展，何以春运仍成难题，何以返乡的农民工成为春运话题的主角？

　　今年春运的最大看点，或许是被媒体称之为“平价春运”的火车票、汽车票价格不上涨——春运“不涨价”的政策，虽然可令城乡乘客节省下的也就区区几元几十元钱，但却在庞大的返乡人口中形成了积极的正面效应。

　　至于随之而来的“排队都买不到票、铁路员工在倒票”等种种说法所引发的争议，则将春运议题重新成为媒体焦点。

　　据说在大陆的农民工中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出门打不到工，打到工拿不到钱，拿到钱回不到家”。这显示大陆当前的社会就业不充分(研究者保守估计，大陆农民进城务工早已人数逾亿，且每年均有大幅增长)、劳工市场不规范(官方统计显示大陆七成农民工被欠薪，且欠薪额平均为2100元人民币，占其全年收入之六成)、春运机制不健全(为了提高运能效率而集中的行政权力反而破坏了自由市场的规则)。

　　一言以蔽之：无论中国已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国际瞩目的具有初步现代形象的发展中国家，却仍然没有改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根本地位。春运，在极大的程度上反映为“已经高度市场化的社会就业机制和人口流动机制，在特定的传统文明习俗背景下向仍然高度行政化的铁路运输机制的拥挤”，显示改革已进入纵深地带所言非虚。

　　春运之难非只铁路汽车的运输领域的问题，还有如何在导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同时，在城市中给农民工以合理保障、如何令农民工享有劳工市场的平等权利而非随意剥夺、如何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给农民工一个合理的社会的或政治的定位。从上述那句顺口溜可以发现，在春运这个大舞台上，农民工作为主角之一年复一年地如此上演着令人悲哀的戏码：春节前在回家过年的期待中千方百计地讨回欠薪，再去火车站排队买票结果往往是拥挤中站着回家，然后春节一过又要再度进城打工并且唯一的期待就是不再被欠薪……

　　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化夹缝中的农民工的处境。按照跨文化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他们中很多人因为失去了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背井离乡、进入城市但却没有城市居民的福利和选举权、春节返乡却又在家乡“文化休克”，有大陆学者将此定义为“被城市和乡村的双重抛弃”，即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代价最高昂的一个群体和阶层。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来说，逾亿的农民工如此流动或许并不比八亿农民的问题更严重，但对于每一位农民工的生命个体来说却又是百分百的命运写照，这是当下大陆社会的一大困局，也是现阶段现代化之路无以回避和难以解题的悲情。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或汽车票，能让他们从竞争文化的城市返回到春节团圆过年的乡村氛围里，躲避工业化社会的冰冷规则的同时，也会带走他们对于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的欢喜与抱怨。

　　农民工的民生困局似乎也正在发生变化：大陆官方媒体8日报道，总理温家宝最近一周在中南海5次召开座谈会就施政报告广纳民意，第一次专门邀请基层民众代表，其中就有农民工——温家宝说，施政报告要“使群众愿意听，听得懂，能管用”。

　　或许因为这位总理曾代为农民工讨薪、或许胡温新政的民本思想不断演进和丰富，关于“中南海开门听民意”的新闻报道，令外间对中共转变执政方式充满期待。当然，对于当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民众来说，有总理的关心仍不足够，还要各级政府、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有政治的宣示仍不足够，更要运行机制的所有环节和谐相配。

　　本报因此认为，春运，只是大陆现代化与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缩影。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中国春运困局，要彻底改变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