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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是邓小平南巡讲话15周年，也是他逝世1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时候，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重温他的一些政治思想，仍有现实意义。
1992年1月至2月，南国春早。87岁的邓小平不顾年迈，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这些被后来通称为“南巡讲话”的谈话，明确回答了一度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给当时有可能出现停滞徘徊甚至剎车的中国改革开放重新又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
对民族利益高度负责
邓小平的这次系列谈话，不仅总结了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而且也是对他自己几十年治国理念和丰富政治经验的概括，由此也就成为了邓小平理论走向最终成熟的主要标志。
那么，在以南巡讲话为成熟标志的邓小平理论中有哪些内容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包括建设和谐世界)有着重大启迪作用呢？
笔者认为首先是他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客观冷静的认定。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真正的国际战略思维与视野的政治家，作为一个站在中华民族立场(对民族利益高度负责)而又融入“世界公民”行列的人，具有强烈的民族复兴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对香港澳门回归以及和平统一台湾问题上，他立场十分明确、态度十分坚决、感情十分强烈。表示要待香港回归日亲自到那里走一走。虽然此事终成遗憾，但谁都会从这些话中触到老人的心热。
然而也正是出于这种对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加上他对中国国力与世界格局的科学客观观察，使他得出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和今天的国际实力较量的格局中，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都应该采取韬光养晦不出头不当头的立场。这一立场是与他抓往国际政治经济的时空机遇努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小康社会的思想紧密相连的。笔者认为，它与今天中国领导人希冀通过提倡“和谐世界”从而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
南巡讲话对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它既准确又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本质特征，提出了判断与区分国家发展道路对与错、是与非的基本标准，以及指出了达到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基本路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有两个，一个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个叫“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显然，这两条紧密相关互为表里，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缺一不可。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没有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同样，没有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这一条，发展生产力的任何努力就失去了根本的社会目标。无疑，这两条缺失任何一条，中国都不可能稳定与和谐。
对官场腐败感痛心
因此，邓小平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判断对错是非之三大标准，即一“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三“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条既不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单纯的GDP崇拜，更不是在大小官员中盛行的错误政绩观。
邓小平理论的另一个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路径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做了有机的结合。这个路径就是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国家政策调解和国家干预，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种在激发与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达到民富国强的梯形递进式道路。任何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都明白：如果不走从先富到共富的路径，而要从一穷二白直达共富，那只能是平均主义的空想。
邓小平理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启发作用的内容还有很多。譬如在这一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就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全民族素质教育有着重大指导作用。又譬如邓公对“人才”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忧虑至今都有振聋发馈的警示意义。再譬如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思考仍然对今天中国政改具有指导性。他对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的尖锐批评，不仅是属于政治范畴而且具有史学研究价值。他在总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之所以反复强调让利放权绝非一时之举，而是对沉痛教训和旧体制弊端的深刻反省。他把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置于空前的高度更是今天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永恒示范，而他的诸多讲话中所表达的诛心之痛则是官场腐败和不正之风。
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虽然他已经离去10年了，但我们都还记得与他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时光。那是一个可以把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称为“小平同志”“邓大人”“老邓”甚至直呼“小平”的时代。是的，邓小平理论正如邓小平本人一样，是一种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走向生活的理论。它虽然并不十全十美，但因为生活常新，所以这棵植于生活的理论之树也就常绿。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删节；作者：秦晓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