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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了媒体的热评。从普及世界历史知识的角度看，此片的主创人员做了可贵的探索。其中无论是对经济政治制度变革的描述还是对人文科技进步的阐释都对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如果误以为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也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那就大错特错，这恐怕也违背了此片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得以播出的主旨。

　　笔者认为：走向并完成工业化(包括信息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达到民族复兴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趋势，这也是百多年一切仁人志士怀抱的宏伟理想。这个大的趋势，这个民主、科学、富民、强国的历史性选择是与世界上一切大国的历史选择相一致的。但是，在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与模式选择上，由于地缘政治、历史、文化以及时代上的不同，决定了今日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与西方大国(包括日本)的崛起之路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与特点。

　　第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处在温带、大河(黄河长江)流域以及西抵高原东至海洋的自然环境之中，使中华民族从整体来看自古就没有强烈的领土扩张欲。加上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水源充足、四季有序等特点，作为一个主要以农耕为主的民族逐步形成了自足意识与内敛性格。作为统一的国家而论，它的生存与活力也主要来自一种自然经济的“内循环”。这种生存环境与西方(包括日本)游牧渔猎民族所处的半岛岛屿及多山临海的自然环境完全不同，因而也被中外学者称作“超稳定性”，由此衍生的中华民族的国家性格又反过来成为维护这种超稳定社会的精神屏障。一句话，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她没有开疆拓土的原发性冲动。

　　第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说，有两点也决定了历史上的中华民族虽始终处在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地位，但并不具有强烈的领土扩张欲。其一是中华文明圈的传统；其二是中华文化中的泛神和多神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儒家政治理念中，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文明中心与未开发地带(即所谓的番国和蛮夷)的关系，是中华文明的环状扩散，而不是近代以来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没有更多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延续千年的“朝贡”“纳贡”现象与中央政府向边远和周边地区派遣使者的定制就是这种文明中心论的制度化体现。另外，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在精神世界上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它没有统一的宗教观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单一宗教。中国人精神崇拜中的泛神、多神与无神几乎并行不悖，而且对世界上所有宗教(包括源自本土的道教)都能兼收并蓄，这也就从根本上清除了西方大国在崛起时出现的宗教狂热并借此发动消灭异教战争的土壤。要知道，狂热的宗教传播与西方大国的海外殖民活动曾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后者的屡屡得手往往借助于前者传教事业的推波助澜！

　　中国不会走与西方大国崛起的相同路径以及她的崛起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其原因之三是时代的大变迁。与英法崛起相对滞后的德国与日本之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根本原因就是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换句话说，就是要争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廉价劳动力。然而，当世界跨入二十一世纪，当工业化发达国家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入信息化时期，当苏联美国各自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冷战状况消失对立割裂的两大市场得以统一之后，当世界的经济金融活动更多地是以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出现时，当经济的全球化(不管我们对其喜欢或不喜欢)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当像WTO这类的国际经济金融资源组织已经使非国界经济活动越来越普遍化经常化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中国政府曾多次向世界表示的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心，以及建立和谐世界实现互利互荣的外交政策，这决不仅仅是一种礼义之邦的道德体现，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情与国际趋势有着清醒的判断，也体现了新一代中国人开阔的国际视野、准确的现实态度和可贵的历史纵深感。

　　一句话：中国的崛起不是西方大国崛起的翻版，中国的发展拒绝剑与火！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删节；作者：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