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而享誉甚隆有如影视明星般受捧的易中天，因在中央电视台推出节目《品三国》而走红神州，文章结集成书也引起广大群众的追捧，他品评三国人物的文章，深得远在澳洲的前港大教授陈耀南兄的赞赏，陈兄说──

　　融铸古典，洞达人情，而出之以清畅幽默，其可谓贯通融会，入木三分；

　　引号特繁，而不觉其多，每页读之津津有味，眉飞色舞，真不易得也。

　　对易中天的《品三国》，真是好评如潮。但是“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史学界中的学者讥讽他“品位低下”、“哗众取宠”。有人说，他把《空城计》中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临危抚琴退敌的机智，庸俗描述为“诸葛亮一看，管他呢，把城门一开，抱着自己的琴，上城楼卡拉OK去了……”对刘备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形容为“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总之，他们以“不入流”讥评易中天的品格，特别把曹操的奸诈言行抬高为大英雄的本色，把尔虞我诈的权术夸为优秀的政治技巧等等。

　　看到这种评价，易中天的反应又如何？看来他是早有精神准备的。他对《品三国》早有考虑，就是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以“正说”、“趣说”、“妙说”三种境界来要求自己。“正说”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趣说”是调动观众听讲的兴趣；“妙说”是在上两说的基础上分析，予观众以启迪而达到一定境界。他在一次专访中认为“要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个性，拉近历史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以现代人的标准苛求古人”。

　　易中天在品三国表现的史学观点，与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不禁令我想起“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古训。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以曹丕的立论衡量史学界研究历史、人物所沿用的叙事形式(也就是文体)，是与易中天大不相同的，因此严肃的史学家就以自己的所长，相轻易中天的所短了。

　　认真说来，易中天的《品三国》不仅在讲故事中形成“所短”，更为有心人担忧的是：“易的品读实为‘混嚼’，除了把历史庸俗化外，还似乎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谁权谋胜出，谁就在世界上胜出，在竞争的社会就要以权谋来对付敌人。”(引自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葛红兵的批评)。特别是把糟粕当精华讲述，就是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讽刺，对听众是会起误导作用的。

　　看来，易中天的《品三国》引发的争论，还不易收场，这令我想起蔡元培在一首诗中发出的感慨，他的诗写道──

　　文人自昔善相轻 国手围棋抵死争

　　大地知难逃坏劫 灵魂无计觅真评

　　即留万古名何用 奚似剎那心太平

　　邓析惠施世多有 谁齐物语托庄生

　　蔡诗提及的古人有邓析和惠施，诗中用典的意义自在，值得我们探讨。

　　先说邓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也是法家的先驱人物，曾创立私学(即私塾、书院)，以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教弟子，“掺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学习辩讼。(引文见《邓析子》)一书。

　　再说惠施，他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与名家的代表人物，“含同异”的创造者，强调“万物差别的相对性，否认事物相对稳空的特殊性质，导发形而上学的诡辩”。(引文参见《汉书.艺文志》文言记载)

　　除引用邓析、惠施的议论外，蔡元培还提到庄生(即庄周)的齐物论。他主张“绝学”、“愚民”，摆脱一切桎梏，是非善恶都不计较。郭象对《齐物论》的注释进一步指出齐物“泯绝彼此，排造是非”。“美己而非彼，自是而恶人，物不莫皆然也”。

　　蔡元培在引述了邓析的“操两可之说”的辩讼、惠施的“相对论”的“诡辩”、庄生的“泯绝彼此、排造是非”的议论之后，他以“灵魂无计觅真评”之句，印证今之“文人相轻”，认为是难以避免的痼疾。

　　蔡元培认为世事如棋，名利诱人抵死相争，能净化名利，保持心境的平静与舒适殊不容易。易中天的走红并非幸致，他苦心孤诣从正说、趣说、妙说三种境界，争到比专家、学者的高头讲章优胜得多的态势、“从高高的学术论坛上走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

　　蔡元培早年虽然以“大地知难逃坏劫”警告“文人相轻”，可说是无效的。鲁迅曾以七论文人相轻讥评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怪象，离如今的现实更遥远了，也已被人遗忘了。

　　(来源：香港《大公报》 文：曾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