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7日电　法国《欧洲时报》2月27日刊发题为《失了道义 世界还剩下什么？》文章说，经济危机肇始于资本主义的道义危机。失了道义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世界。此次追宝官司败诉与兽首拍卖，展现的正是非法占有他国之国宝的国家、非法流失文物之拍卖行、非法流失文物之合法拥有者，集体面对基本道义的尴尬与危机。

　　文章摘录如下：

　　25日晚，两件牵动炎黄子孙情感的圆明园兽首，最终以2800万欧元的天价，在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纪拍卖会”上，再次易主。尽管此前关于这两尊兽首流拍与否的猜测，至此尘埃落定，但中国人海外追宝，最终追回自己尊严的历程，也许刚刚起步。

　　众所周知：在现代文明社会，堂而皇之地叫卖一件殖民侵略者的战利品，既有违起码的道义良心，也有悖联合国制定的有关国际公约；更不用说这两件文物因其与8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暴行的密切关系，在中华民族历史伤口上的象征意义。

　　众所周知：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并劫掠了包括兽首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的次年，法国文豪雨果喊出这样一句名言：“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这位在法国家喻户晓受人尊敬的人道主义者，希望法国有朝一日能“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 这一善良的期望，言犹在耳。

　　众所周知：很多当年因殖民或是战争，各国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拥有者，都因使其完璧归赵而名垂史册。这堪称是某种抚慰他民族之情感、伤痛的慈善事业。

　　但即使有这样多的“众所周知”，此次围绕“索宝”的全过程，每一个故事都给了我们“众所不知”的答案。

　　我们没有在这一事件的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脸上，看到对道义的足够关注、丝毫的歉意与不安。整个海内外中国人要求归还国宝、诉诸法律、最后毫无悬念地败诉的过程说明：无论是兽首的法国拥有者，还是声称赞成非法流失文物物归其主的佳士得拍卖行，抑或是被牵扯进官司的政府代表律师，都从未认可中国人追讨非法流失国宝行动的正义性；都对一个法国民间组织状告包括法国文化部在内的诉讼资格表示了嘲笑与轻蔑，甚至要求对其予以惩罚；都对中国律师与此地华人律师“不知天高地厚”的“擅自兴讼”嗤之以鼻。

　　本来，中国人都以为，法国法庭会以“拥有者的合法性、拍卖行经营合法性”为理由，否决原告的停拍诉求。这也许是原告可以接受的败诉理由：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判决书的主旨却让人大惑不解：即担任原告方的协会由于“不能代表公众利益(法文原文：Intérêt général)而不具备原告资格”。但在我们看来原告不管是协会还是个人，其“偷来的抢来的东西不能卖”之诉讼宗旨，代表的恰恰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公众利益”。这场官司如果不认为这是“公众利益”，体现出的无疑是对历史是非之漠视与对善恶道义缺乏起码的关注。

　　一场官司也许如一场战争一样，遵循的是“胜者王败者贼”的法则，但我们同时坚信：官司也与战争一样最终必须对正义与非正义作出回答。舍此，越多的大腕律师去解释繁复的条文与操弄缜密的技术，都将越是远离文明社会之朴素立法精神。须知：对原告主持正义的诉讼资格的否决，与对当年雨果发言资格的质疑，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失了道义。

　　此次鼠首兔首的合法主人，在官司胜诉接受采访时强调的竟是这样一句话：“我是受法国法律保护的，中国人说的太可笑了”。我们实在不明白中国人想要回被强盗抢走的东西的愿望，可笑在哪里？

　　在这场追宝官司败诉之后，部分海内外的中国舆论产生了某种“道义无用论”的论调。认为应该更实际、更有技术、更能善用当地法律之空子以求更有效追宝。但我们以为，海外成百万件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一件回归，哪一件还在外面，相对于让当事人正视历史、承担道义责任、殖民者的后人放弃殖民主义的傲慢，并非首要任务。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此次官司之必然败诉、国宝之堂皇易主事件所暴露出的“道义缺失”为契机，与筚路蓝缕、在法国以保护、归还中国文物为己任的民间人士站在一起，从留学生散发马路传单做起，为我们索宝之正义性鼓与呼，为最终使居住国的相关法律更能体现道义精神而行动。海外华侨华人应该、也有能力在这一任重道远的历程中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

　　有人认为以道义推动立法进步，是不可能的行动。其实不然。我们应该对此抱有足够的信心。金融危机的恶果，不断证明：经济危机肇始于资本主义的道义危机。失了道义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世界。当失业者哀鸿遍野，美国华尔街老板仍然分红200多亿，他们违反的并不是法律，而是道义。这样的法律，全世界不是已经达成共识，要予以修正吗。

　　海外追宝之意义，不在成败之间。海外华侨华人应为抚平民族创伤，为讨回历史公道，为推翻强盗逻辑，为结束殖民心态，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