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婚”，顾名思义，就是“闪电般结婚”。在中国，“闪婚”已经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而在海外华人中，尝试“闪婚”的也为数不少。不过在闪电的速度下，目的和初衷却颇为复杂。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来电”来得快，去得也快。

　　“没时间恋爱，却有时间饱尝婚姻苦果。”

　　对于在法国西部一所工程师学校任教的周教授来说，选择“闪婚”是迫不得已的事， “没有时间谈恋爱，却有时间饱尝婚姻的苦果。”这句话可算是他对自己的婚姻经历的总结。

　　周教授是1982年公派到法国留学的，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现在的这个学校教书。事业安定了，婚姻的事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开始他和几个法国女孩交往过，但都很快就结束了。他认为是文化差异所致，这方面无法弥合。他的朋友就张罗着给他介绍国内的女孩子。但他的时间很少，没有时间谈一场恋爱。后来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北京某高校任教的英语教师，他见过一次后认为不错，大家就促他把关系定下来。他也认为两人都是教师，应该是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事拖得再长对他也是一个样，同样是没有机会相处。“恋爱是一辈子的事，结婚后再慢慢谈吧。”两个人又见过几次面后，就直接办理了结婚手续。这样女方就以家庭团聚的名义来到法国。

　　可是在他新婚妻子来法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过惯了大都市生活的她对这个小城市单调机械的生活无法忍受，她既找不到工作，也没有朋友。她要求他搬到巴黎去。对周教授来说，这却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换工作，在法国有很多条件的。在巴黎，根本没有他的位置。所以，两年后，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女的搬到巴黎，在一家华侨的制衣厂打工；他继续留在那个小城市做他的教授。

　　“虽说婚姻是围城，可你还是要走一遭。”

　　同样在法国打拼的蔡先生，他的婚姻除了时间短以外，同样具备了一切婚姻的程序要素：认识、了解、见对方父母、结婚。只是这一切都是在两个月内完成的。

　　蔡先生和他妻子杜女士的认识是在他暑假回国的朋友聚会上。他一下飞机，在京的几个朋友就张罗着给他洗尘，在酒会上他认识了在北京某电视台干编导的杜女士。两个人很快就进入谈婚论嫁的状态。随即两人都去对方家看望了父母，双方老人早就觉着自己的孩子该结婚了，都比较满意，感觉是皆大欢喜的事。接着两人就把婚事办了。

　　可结婚刚刚半年，蔡先生却已是一脸的苦恼相。“我已经明确和她提出离婚了。”他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学业，然后开创自己的事业，不能把生命都浪费在鸡毛蒜皮的事情的争执上。”蔡先生在回法国后，两人就一直在电话里争吵，两个人一个月的电话费要花到上千欧元。蔡先生感到太累了，他没有这个精力了。

　　不过蔡先生并不认为当初的闪婚决定很草率，“有些事情不经过婚姻这一遭，你是认识不清楚的。我当时想，我们两个的背景都是很简单的，用不着长时间的调查，还有那么多共同的朋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就没想到性格不合。”

　　“其实婚姻也是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

　　上海的黄女士，在到日本留学前曾在新加坡留学并工作过。2001年，她通过留学中介到日本千叶的一个语言学校读书，随后进入一所私立大学学习。

　　半年前，她在一家饮食店认识了一个年近40岁的日本人，是一家公司的科长，两人谈得很投机。一个月后，黄女士就自豪地向同学们宣布：她决定不找工作，先结婚。不久，两人就举行了婚礼。

　　“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找到一个日本人结婚，解决我的身份问题，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黄女士坦言，“有很多人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做什么都不成功。我到日本就不是为了学习，快30岁的女人了，我早学够了。我也不想谈恋爱浪费时间。”

　　她说：“其实婚姻也是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感情并不是婚姻分内的事。有多少青梅竹马的人结婚了，到头来还不是离婚？所以，我到日本上大学的第一年，就开始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同学都记得，我那时很少上课。因为我们学校里虽有日本学生，但显然跟我不合适，只好多在外面看看了。”(乔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