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原著、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引起了香港文化界广泛的讨论。其讨论的范围，已不仅限于电影，而是提升到文化层次，并扩大到包括张爱玲小说的特色、风格和意义。

　　知名学者李欧梵看了三次《色，戒》，为的是研究张爱玲的文本，即《色，戒》电影剧本与原著的差别。李欧梵从《色，戒》文本读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苍凉。

　　刘再复在评论张爱玲代表小说的文章，特别提到张爱玲作品苍凉感的始源。刘再复写道：“张爱玲对世界是悲观的，对文明是悲观的，对人生是悲观的。现实中的一切实有，成功与失败，光荣与屈辱，到头来都将化作虚无与死亡，唯死亡与虚无乃是实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张爱玲的作品具有很浓的苍凉感，而其苍凉感的内涵又很独特，其独特的意义就是对于文明与人性的悲观。这种悲观的理由是她实际上发现人的一种悲剧性怪圈：人为了摆脱荒芜而造文明，但被文明刺激出来的欲望又使人走向荒野。人在拚命争取自由，但总是得不到自由。他们不仅是世界的人质也是自身欲望的人质，说到底只是‘屏风上的鸟’、‘被钉死的蝴蝶’，想象中的飞翔毕竟是虚假的，唯有被囚禁和死亡才是真实的。”

　　《色，戒》中的王佳芝与他的同伴的集体被枪毙，是悲剧的下场，也是结局。死亡之前的一切努力、奋斗，不管是成功与失败、荣与辱，都成了过眼的云烟，像“屏风上的鸟”、“钉死的蝴蝶”样本，已失去生前的意义，呈现的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死亡的静止状态！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非常强调张爱玲小说的历史感，认为张爱玲是一个“忠实而深厚的历史家”，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刘再复针对这一说法，认为张爱玲的代表小说《金锁记》与《倾城之恋》等的精神特点，并不是它的“历史感”，而是“哲学感”。

　　刘再复是第一个把张爱玲的小说提到哲学层面考究的人，别饶兴味，他指出：“在本世纪中，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氛围。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们的第一视力看到‘文明’时，她却看到‘荒原’；当人们看到情感的可能时，她却看到不可能；而当人们看到不可能时，她却看到可能。《倾城之恋》告诉人们，世界并非在‘进步’，而是在一步步地走进死寂的荒原。因为作为世界主体的人是自私的，他们被无穷尽的欲望所控制，这种欲望导致了人性的崩塌和爱的失落。只有到了‘地老天荒’、世界走到末日的时候，欲望才会与世界同归于尽，人才可能重新发现和复活天性中的真诚。”

　　在《色，戒》中，王佳芝与敌伪特务头子的微妙感情，在一般人眼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无他，身份使然，一个是爱国热血青年；一个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走狗”。结果在小说(电影)情节的铺展下，这段感情却在不可能中而自然地发生了。这正是刘再复所说的，张爱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视力”，当人们看到感情的可能时，她却看到不可能—王佳芝原钟情爱国青年领袖邝裕民，这段感情却因王佳芝第三者身份被搁置了；而人们看到不可能——王佳芝与敌伪特务易先生发生的感情，她却让它发生了。

　　刘再复以上的文字，均援引自他在二零零零年于岭南大学主办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发言稿。在这次研讨会上，刘再复与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曾作了一次学术交锋，激起了一道道波浪和朵朵的火花。

　　倒是张爱玲的作品的悲剧性，是夏志清与刘再复取得相一致的观点。(摘自香港《文汇报》；彦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