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慈善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文化，它的被尊崇，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具体说到慈善的含义，古人对慈字的释意是：“爱出于心，恩被于物。”用现代话说就是人的一种出于爱心的利他行为。而善呢？善是恶的反面，是良知在一个人精神中的体现。所以，慈善也可解释为是人的爱心与良知的结合，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的一种人类崇高的道德规范。

　　无论古今中外，对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而言，为了实现祥和稳定，权力、法规这些强制性的社会规范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常说的依法治国，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保障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力量，除过权力和法规以外，更有道德，直到今天，我们对以德治国这一点，不也是十分强调吗？而慈善，则正是这种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占了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儒学思想当然有它糟粕的一面，但儒学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并非没有一点儿值得我们继承、发展的东西。譬如，儒学思想的中心范畴就是一个仁字，这个仁字在形成我们民族文化心理、规范等人们思想行为准则方面，影响非常深远，而这个仁字的思想内核，就是爱人之心；正是这种爱人之心，充当着支撑慈善理念、造就慈善行为的基础。

　　在浩若烟海的古籍中为我的上述立论找出根据并不困难，譬如，《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何谓“仁”的问题，孔子就回答了两个字：“爱人。”孔子的后世传人们也多次强调这个词儿。《礼记》中就有“仁者，莫大于爱心”的话，理学大师朱熹也说过：“仁心，爱人之心也。”可见，把仁的核心理解为爱人之心，并无不当之处。

　　当然，仁的内涵十分宽泛，但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道德准则，从一开始它就密切联系着人们基于“爱人之心”的自觉意识。不是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老话吗？这个恻隐之心就来自人们的自觉意识，也是仁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孟子就说过：“恻隐之心，仁者端也。”端，就是出发点。孟子还说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话，这个“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在关怀痛苦方面的一种自觉的由己及人和推己及人的感情。

　　孔子在阐述仁时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讲“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说的“五者”包括恭、宽、信、敏、惠，其中的惠，就指的是“施惠于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周急不继富”。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君子，他应该做的事是周济贫困者，而不是为富者锦上添花。通过上述的简要分析，从仁字里引发出的恻隐之心、施惠于人、周济贫困的种种人们的自觉意识当中，慈善之义不是被揭示得十分清楚了吗！

　　两千年来，由仁的思想所支撑和滋养着的慈善精神，不断深化着人们的美好良知和善良情感，它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超越哲理范畴而广泛进入世俗生活，深刻影响着我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于是，在人们心目中，“仁人”就成了一种高境界的人格标准，“仁政”就成了人们拥戴颂扬的从政标准，“仁义”、“仁爱”就成了人们崇尚的为人处世的美德，而寓于仁之中的爱人思想，也从人们各种对善的理解出发而被赋予崇高的意义，以致许多文史典籍、文化著述、包括一些文艺作品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讴歌、宣扬……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尽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疑就属于推己及人的爱人思想。还有诗人白居易“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诗句，也展现着慈善的含义。这两首诗被人们代代传诵，在汉文化圈里可以说是耳熟能详，这说明“子美(杜甫)千间厦，香山(白居易)万里裘”，已经作为中国历史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慈善情怀的一种典范、一段佳话而深入人心。

　　在中国历史上，那种散财济贫的慈善家也一定不少，尽管在正史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姓名和事迹，但在明、清以后的许多小说中，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却是屡见不鲜。

　　总之，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和道德规范，慈善在我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何使得这种滋润人的心灵、保障社会在健康的状态下平稳发展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发扬光大，则是政府、公民、尤其是慈善家应倾全力来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摘自香港《大公报》；商子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