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1日电　据美国《侨报周刊》报道，对于多数在纽约的华人来说，尤其是第一代移民，都要终日为生计奔波，为子女的明天筹划，与自已没有直接关系的身外事一般都不关心。毕竟古训说过，“穷则独善其身”。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努力谋生的同时积极投入社区工作，为最普通的华人谋福利。社区工作往往费时耗力，不能带给个人什么经济利益，还少不了经历一些艰难险阻。

　　人物之一朱立创：为社区服务很有意义

　　年过半百的朱立创先生在纽约法拉盛经营一家旅行社多年，算是小本经营。当地的社会活动家经常会到他的办公室来谈天说地，他自己说“就象茶馆一样”。他每天花很多时间用在炒股上，希望可以在股票上赚一笔钱。不过，他期待赚大钱不是为了买房子，扩大生意或留给孩子们，而是希望带着这笔钱回到中国大陆，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办教育，并奔波在两岸之间，成为一名促进和平统一的使者。

　　带着理想 踏上美国土地

　　朱立创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来美国三十余年，现在纽约和平统一促进会和法拉盛华人联席会等多个侨团供职，并自认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朱立创1952年出生在台北市，上世纪60年代末，随父前往日本冲绳学习生活。高中毕业后，朱立创“考上了三流日本大学的政治系”，但于由经济拮据，又听朋友说在夏威夷打工每小时可挣1.6美元，朱立创便只身来到了夏威夷。

　　在夏威夷大学朱立创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朱立创说“完全沉浸在理想主义之中，是最快乐的时光”。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念“老三篇”，唱爱国歌曲，“与当时中国国内一样”，他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不仅如此，他曾于1976年到北京参加了朱德的葬礼，在胜利油田被唐山地震震醒，1979年他第一次去了西藏。

　　在夏威夷期间，朱立创创办过《中国之友》和《台湾与世界》等刊物，探讨台湾与中国大陆、台湾与世界的关系。1983年来到纽约后，他沿续了通过刊物参与政治的方式，创办了《亚美时报》。《亚美时报》现在仍在发行，只不过因为财力所限，由日报变为了月报。其宗旨是“反台独、促和统”。朱立创说，自己从一介书生变成了小企业的老板，又坚持赔钱办报纸，这是年轻时的热血的延续。

　　为社区服务 很有意义

　　朱立创的名言是：“少参加点儿宴会，会做点儿事。”他的公司在法拉盛的40路。多年来，他为了改善附近的卫生问题作出诸多努力，除了向卫生局反映外，他还组织了清洁委员会。雇人清洁街道，并组织力量反对在此处建垃圾场等。他认为，社区工作也是一种政治，更何况在一处生活，怎么能不关心它的发展状况？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我就不叫朱立创。”

　　朱立创在参与侨团的活动方面更是积极。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及今年CNN辱华事件后，他所在的侨团都组织了大规模游行；四川大地震的第二天，他就和侨团的同仁们一起上街为灾区募捐。再加上每年春节期间的花车游行和文艺表演，平常大事小事的研讨会，“反正不会闲着，”他说，“生活很充实啊！”

　　朱立创很享受这种生活，他说：“没做过大事，可是三十年来做了该做的事，有意义的事，点点滴滴的事。”他多年来能享受这种“潇洒”的生活方式，要多感谢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夫人吴秀英。

　　朱立创拿到绿卡已二十几年，但他表示“死也要作炎黄子孙。”他说，华人来美国多半是出于经济原因，而“回去还是不回去”也会是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他的理想是将来离开美国为中国服务。在这个理想还没实现之前，他会一直坚持在这里，为华人社区服务。

　　人物之二华姐：为底层工人的权益而奋斗

　　最近纽约华人社区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就是华人职工会多次组织活动强烈反对下城华埠贵族化。而其主要发言人是一位50多岁的华人妇女，名叫李华，人称华姐，是华人职工会的干事。她为团结底层工人反抗雇主的非法剥削已工作了多年。

　　她说，美国的法律对雇员的保护本来就很少，若不为自己维护权益，不良的雇主得不到法律制裁，工人的生活将会很艰难。不过，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抗争，华裔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已经改善了很多。

　　出身工人 备尝艰辛

　　李华是另一个在华人社区服务的典型，但与朱立创有很多不同。她生长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广州，尝过挨饿的滋味。由于时代和环境所限，她在中学毕业后不得不进入当地砖厂从事体力劳动。

　　1988年，李华全家移民来到纽约。初来时，她和很多新移民一样，在华埠的餐馆里打工，每天上8个小时班，每周工作6天，月薪不过800美元。每天下午4点下班后她还要去衣厂工作4个小时，只为多挣10美元。她说，“那时觉得10块钱是很多钱啦！”生活虽然辛苦，但她并没有抱怨。直到后来，餐馆老板无理要求扣除本应属于工人的20%的小费，并在工会不妥协的情况下，将工会的四十余名工人全部开除。从那时起，她开始走上了为底层工人的维权之路。

　　天寒地冻 坚持抗争

　　被解雇后，李华和工友们在餐馆门外集会抗议长达七个月之久。那一年的冬天，纽约下了二十几场大雪，工友们就在天寒地冻下坚持抗争。最终，老板同意不扣小费，被解雇的工人也得以恢复工作。

　　其间，他们也曾遇到黑社会的人或来威胁，或来收买，要他们停止抗议。李华承认，当初她也怕过，连“下班回家都有怕”，但相信自己做的没有错，并一直坚持到胜利。

　　这次胜利不仅锻炼了李华的胆量和能力，也让她认识到“原来(工人)自己也可以是有力量的。”但是，工人必须团结在一起才会有力量。她后来经过专门培训后，开始正式踏上了为底层工人维权的道路。

　　维权之路 布满坎坷

　　1996年，李华正式来到华人职工会工作。当然，这条路并不好走，尤其是对女人来说。“妇女的压力更大——家庭不同意你(这么做)呀！”李华说。在抗议示威期间，丈夫和儿子都不理解她的做法，都认为这家餐馆不要你了，就去别的餐馆工作，不必在维权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在回忆时，李华说，“以前就是‘压力’、‘压力’ ……思想上挣扎了很多年。”她觉得这份工作是挑战，也很有意义，有痛苦，也有快乐。

　　华人职工会因为是完全的非赢利组织，只有靠社会各界资助才能维持。维权时时常要批评政府，因此他们也不便于申请政府的资助，一度举步维艰。李华本人也曾不得不长期在这里义务工作，靠领失业救济生活。但最终在广大工人的支持下得以生存并发展。现在他们建立了针对餐馆、衣厂、指甲店等多个行业的工作小组，分别为这些行业的工人维权。不仅如此，他们的工作还吸引了不少青年，甚至是白人青年的加入。李华的孩子在工作后也渐渐发觉，即使进行主流的公司工作，也难免会受到歧视和剥削，自此也更理解和支持母亲的工作了。

　　一切为了工友的权益

　　李华和同仁们的维权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比如，在经过两年的斗争，1997年，位于华埠的金丰酒楼就被迫与员工庭外和解，赔偿员工110万美元。“现在中国街(工人权益受侵犯)的情况好了很多。”李华说，工人被非法剥削的情况“可以改变，问题是(工人)要不要改变。”只有工人勇敢地站出来，团结在一起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现在的华人职工会，不仅接受工人有关不合理工作条件的投诉，也组织工人学习相关劳动法律和法规，了解自己的合法权益。李华说：“以前工人是有事才来。我们现在希望他们有空就来(学习)。”虽然这份工作辛苦，但只要工人们在了解之后，不会再吃第二次亏，她就感到很欣慰了。

　　今年，华人职工会的一个主要主任是反对华埠的贵族化。市规划局在改造下城的方案中以白人为主要居民的区域划成保护区，不可建八层以上高楼，而其外围的有大量华人的居住和商业区将被大规模改造。这样的计划势必导致地产开发商蜂拥而至修建高楼。高楼必然导致地税和租金暴涨。原在华埠的居民多为低收入，生意也多是小本生意，他们将会被迫迁离华埠，到那时，华埠也不称其为华埠了。李华认为，这是明显的歧视。她不反对盖高楼，但不可以只保护白人的居住区，而不管华人的出路。李华也知道，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自己的抗争，和那些强大的获利集团相比，很弱小，但她和同事们要力争到底。

　　李华说，当年移民来美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如果一直留在广州，现在的生活会很平静。虽然在广州时她也在工会工作过，但那时不过是去慰问病人、照顾困难家庭等，与美国的工会工作性质和内容都完全不同。在美国的经历让她成长，让她意识到，在与别人团结合作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维护自己的权益。(张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