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看见学生手工制作的那些个大家伙：风能/光能互补发电机、可以爬坡的坦克、电机故障诊断机，这个59岁的男人才眼睛一亮，脸上现出孩子般的好奇，似乎很想伸手去摸。这之前那些略显冗长的介绍，并没有引起他太多兴趣。

　　7月5日，朱棣文行走在汕头大学，顶着一蓬灰白相间的头发。

　　“西藏冰川正在以每年1.2米的速度减少。1860年以来最热的20年中，有19年发生在1980年之后。2005年可能是1000年来最热的年份。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大气中太多的碳，今后3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比现在增加3倍以上……”过去的几个月里，朱棣文一直在讲“能源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制作精良的幻灯片中，不仅有最近的数据及图表，也有几年前摄于北京的喷吐黑龙的大烟囱和沙尘暴街景。

　　2004年8月1日，朱棣文离开了任教15年的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出任美国能源部下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领导一个名为“太阳神”的计划，研究如何利用生物将太阳能转化为能源，即未来的生物燃料。“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我已经很多次改变研究方向。我总是对学习全新的事物充满兴趣。”

　　陶醉于费曼的物理学魔法

　　“我父亲朱汝瑾1943年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技术学院继续他的化学工程学业。两年后，母亲李静贞到那儿学习经济。1948年我出生，那时父亲在华盛顿大学教书。”幼儿园时代的朱棣文喜欢积木、组装塑料飞机或军舰模型。小学四年级时，他成天捣鼓那些用途不明的设备，常常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堆满半成品的金属支架、细小的螺帽和螺钉，他的目标是：实现零件数量及尺寸的最佳设计。

　　渐渐地，他的兴趣扩展到玩化学。他从午餐费里节省出一笔钱买材料，跟一位同学用自制火箭做实验。有一年夏天，他们还检测出邻居家的油过酸会使食物丧失营养成分。无疑，朱棣文从小就显露出动手的天赋。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分数。他没考进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而是进了罗切斯特大学。

　　有两个重要人物影响了他，一个是高中物理老师托马斯·米勒，另一个是理查德·费曼。“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米勒先生怎样介绍物理这门课，怎样处理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物体由于重力而以加速度下落。物理要解决的问题不如人文学科来得宏大，但从推测到实验到观察，想法可以变成理论，即你可以通过最终的仲裁人——实验来获得智慧。”

　　进入大学，朱棣文的求知欲爆发，而费曼的《物理学讲义》开始向他施展魔法。“费曼让物理看起来如此美丽，他对物理的爱贯穿在书上的每一页。如果不是他的演讲，我肯定会放弃物理。”因为朱棣文的数学也非常出色，物理和数学最后折中成一个理论物理的方向。这时候，他的英雄是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当代伟人费曼、盖尔曼、杨振宁和李政道。

　　多年之后，朱棣文反思道：“可悲的是，我已经忘了米勒先生重要的第一课，忽视了实验的重要性，我被引导着去相信‘最聪明的’学生变成理论家，而其余人成为实验人员。”

　　从贝尔实验室向诺贝尔迈进

　　贝尔实验室是朱棣文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站。从1978年秋开始，他在这儿一呆9年。

　　“除了最喜爱的研究，我们没有义务做任何事，研究科学的喜悦和激动洋溢在大厅里，拥挤的实验室和办公室让我们彼此接近并关注每个人的进展，热烈的讨论通常在研讨会上和午餐会时进行，延续到网球场和各种聚会，气氛热烈得停不下来。”

　　学科交叉和“团队科学”，是贝尔实验室文化的一部分，这里陆续走出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他现在所在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先后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把他理解的个中奥秘写在幻灯片上：“个人发挥天赋；科学方向由集体智慧引导，由熟悉且具有专业知识的顶尖科学家进行管理；鼓励大胆的方法，允许失败，但失败要很快过去，并且勇往直前。”

　　1983年秋，朱棣文被任命为贝尔实验室量子电子学部的负责人。设计完一种新型的电子能谱仪后，他与同事阿瑟·阿什金博士和技术员一起开始了激光冷却实验和俘获原子的一系列实验，发明了著名的“激光镊子”。他精湛的实验技巧被同行誉为“一种技术上的杂技表演”。

　　1987年，朱棣文结束了“各方面几乎完美”的贝尔实验室生活，去斯坦福接替一个教职，部分原因是“培养科学后代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朱棣文说，他从学生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最重要的工作，如完善偏振梯度冷却的细节，发展原子喷泉钟和原子干涉仪，完成一种基于拉曼脉冲的激光冷却的新方法，都是在斯坦福与学生一起合作完成的。

　　所以，面对中国大学生，朱棣文说：“要说有什么不足，可能是你们比较恭敬、崇拜权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批判性地思考，要敢于怀疑前人，像那个刚进哈佛就对校长说‘我跟踪了几年您的数据，我发现它们有错’的一年级新生那样。人脑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东西，而是要不断问自己：这东西——也许是家长要求的，也许是老师塞给你的——它对我有意义吗？这是我成长的体会。”

　　科学家的忠告未必奏效

　　人物周刊：当您演讲能源问题，包括供水失调的时候，太湖边的两座城市正在经历因蓝藻爆发引起的自来水污染。对中国而言，您是否认为在讨论能源危机之前首先应该讨论环境污染问题？

　　朱棣文：经济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很多国家在它的发展史上都经历了：一开始发展得非常快，然后出现空气污染、水污染，危害市民。然后他们会说，哦，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就像父母对孩子说：“我曾经犯过一个错，我应该做得更好。”孩子们听到了，但长大后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在1680年的英国、后来的日本，乃至每一个国家。

　　人物周刊：您认为现在科学家对决策者和商人的影响力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

　　朱棣文：这要视情况而定。科学家能告诉人们做某些事是不健康或者不明智的，比如吸烟会导致肺癌等严重疾病。但政府、商人、公众并不完全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办事。我现在可能对政治决策者有些影响，我也在试着这样做，比如在能源问题上，我试着向他们解释，潜在的危险是什么。我只能改变一点点。我只能说这些事情是危险的，你得缓一步。我说的也不是100%正确，可能是75%—80%。你不得不承认这确实很难。科学，是表明事情将会如何发生。而科学家，我认为他的责任是：告诉人们将要发生什么。

　　人物周刊：生命过半，对您来说，接下来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朱棣文：(开玩笑)变成一名高尔夫选手？不是啦，我将继续我的研究。

　　别把大脑当容器

　　人物周刊：当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有没有跟父母一起回忆您的成长过程，讨论一下什么是“好的教育”？

　　朱棣文：是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大二的时候，做教授的父亲对我说：“你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不许结婚。”所以这是非常难的一段青年时光，父母在意的是，你要学知识。

　　我哥哥一贯成绩非常好，老师和父母都用他来对照、鞭策我，所以曾有两个月时间，我拒绝去学校。我是我们家庭中学位最少的，我只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他们都有好几个博士学位。在我要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得走出杰出家庭的阴影，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

　　我一直感激母亲，困惑的时候我至少可以跟她沟通。小时候我常常把客厅堆得乱七八糟，自己做发电机什么的。她从来不说“你得把那些垃圾扔掉”。我想，好的教育应该是让你自由寻找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把人脑当成一个容器，往里填东西；好的教育还在于让人批判性地思考，敢于质疑前人，这也是我在中国学生身上发现不足的地方。

　　人物周刊：能说说您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吗？

　　朱棣文：一个刚进大学学音乐，做音乐，情歌一类的，我希望他能成功——虽然做音乐很难赚到钱，但那就是生活。另一个辍了学又刚回到学校，他现在想学电子科技。

　　人物周刊：您曾经想过要学汉语吗？

　　朱棣文：两三年前，我跟妻子说，也许我应该花一些时间去学普通话。但她说：现在不是时候。她的意思是应该把时间用在研究科学或者做别的事上。你知道，中文很深，挺难学的。我们小时候，父母就一直说英语，我们家没有一本中文书，所有的邻居也不讲汉语。

　　人物周刊：听说您是古典音乐迷，喜欢哪些？

　　朱棣文：所有的古典音乐。但我是个很糟糕的演奏者，我吹过长号。

　　链接

　　朱棣文，194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祖籍中国江苏太仓。197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在贝尔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工作；2004年8月出任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1993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7年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与另两位科学家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李宗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