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黑工”父亲的日本故事,映照出一个时代的辛酸,也感动了中日两国人民——纪录片《含泪活着》导演张丽玲应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邀请,与香港观众分享纪录片背后的喜怒哀愁,将异乡的感人故事带到香江。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做主人的文化沙龙,历来是香港文化人风雅聚会之地,各路英雄云集,各种思潮激荡。张信刚四月底卸任之前,在家举行最后一次沙龙,自然请来最优秀的讲者。三月二十八日晚上,日本CCTV富士电视台社长张丽玲带着她的纪录片《含泪活着》(暂定名)走进了张校长的沙龙。
张信刚说,认识和了解张丽玲都是缘起亚洲周刊:去年当他在亚洲周刊上读到日本特派员毛峰关于张丽玲的专题报道,就决定有一天一定要请来这位传奇人物来参加他的沙龙。今年他专门写信给张丽玲,请她带着她最新的纪录片《含泪活着》和她的传奇故事来到香港。这部纪录片在日本以外的地区还没有上映,这次沙龙使大家先睹为快。
张丽玲自己就是一个传奇。她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较早的一批。一九八九年,她怀揣那一代中国青年共有的理想,凭着对日本的“文化想象”,只身闯荡日本。在异国的土地上,她经历了第一次的文化激荡,也见识了和她一样在异国辛苦生存却永不放弃的同胞们的勇气和决心。她意识到他们这一代的留学生,有太多理由值得人们了解、认识和记住。她在沙龙上说:“拍摄下来这些人,就等于拍下了自己,记录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于是我就决定跟拍这些人。”这个决心一下,她用微薄的薪水买来了一部小型的索尼摄像机,就这样开始了并不专业、没有赞助、没有支持,却足够坚持的拍摄纪录片的生活。
这一拍就是十年。这十年里,张丽玲一方面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方面在业余时间主动接触在日的留学生。她一共接触了三百多名旅日华人,跟踪拍摄了六十六个华人家庭。这个过程是艰苦的。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用周末和午休的时间,辗转中、日、美等国家来跟踪拍摄这些华人家庭,累积素材录像带达到几千小时。她在一九九九年底制作完成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在中国和日本分别播出,掀起了一场热潮,人们将这次热潮命名为“罕见的感动大潮”。著名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赏”授予了张丽玲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企划奖两项大奖。这是该奖有史以来首次在电视领域向华人授奖。
她带来沙龙的纪录片《含泪活着》是她最新的力作,是《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系列的最后一部,也将是她拍摄纪录片的封山之作。她认识《含泪活着》的男主人丁尚彪是个偶然,但是拍摄他却是个必然:丁尚彪太具有代表性,他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有共和国年代所有理想青年的特征,举债到日本求学,希望藉此弥补没有读书的遗憾,改变命运,改善生活。然而来到日本之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竟是他无法跨越的。他申请的学校地处偏僻山村,在这里想要一边打工还债,一边学习是不可能的。他申请转校,但是遭到拒绝。在留学梦破灭后,他选择了“黑”在日本,一方面为了还债,更为了赚钱供女儿读书,让女儿代替自己实现梦想。
在沙龙上看到的《含泪活着》是中文版本,配音者是张丽玲。当时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到日本访问,点名要看这部纪录片。可是她手上有的只有日本话版本,于是她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自己来配上旁白。虽然中文版本的声音处理有些粗糙,但仍然不妨碍它的感人力量。在写实的镜头游走之间,观众可以充分体会主人公丁尚彪的执着和骄傲。
整个纪录片画面美丽而缓慢,总时长达一百零五分钟,对此,张丽玲的解释是﹕在日本的黄金时间播放中国人拍摄的、关于中国人经历的严肃题材纪录片,除旁白之外,全是中文发音辅以日文字幕,这在日本还属首次。日本观众的收看习惯是观看日语发音、无字幕的节目;要想让他们静下心来看一个外国人的经历,除了放慢讲述故事的速度之外别无他法。
无疑,纪录片的讲述是成功的。在黑暗的房间里,不时可以听到啜泣声。张信刚说他不善言辞,看完纪录片,能说的只是“我被震撼了!”也有人质疑丁尚彪十五年的付出,他这样辛苦活着值得么?难道不能换个生活方式么?
站在讲述者的立场,本不应对主人公的生活有过多个人感想。但是同为留学生,张丽玲理解丁尚彪做出的选择。她认为丁尚彪选择的生活不见得对,但是对他来说,无疑是幸福的,也是最好的。他“中国式的父爱”有点傻,却有代表性。中国当代大多数的父母都愿意这样为儿女牺牲。让她骄傲的是,这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丁尚彪,凭着自己的坚持和“傻”劲成了日本观众心目中的英雄。这部片子在日本播出后,一时引起了广泛争论。网民针对该片有四百多万条留言,很多都表示佩服丁尚彪,有人说﹕“我也要学习他,顽强地含泪活下去!”张丽玲在现场说﹕“日本连续三年的自杀人数都在三万左右徘徊,我们都希望这个片子可以使日本的自杀率下降。”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之间的交流一直有限。日本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更是有限。日本是个保守的国家,他们习惯将那些犯过错的人归为罪人,这些人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社会也不会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那些非法居留在日本的华人,就是被人们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的。但是张丽玲用她女性特有的耐心和角度告诉了日本人,有些人如丁尚彪的非法居留是有原因的,这其中日本政府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日本的十五年,丁尚彪没有犯过法,他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即使他的身份是“黑”的,他仍然无愧于一个好人的称谓。张丽玲的纪录片,给了中日两国人民一个互相欣赏、了解、沟通的机会。
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含泪活着》的结尾部分剪去了一个精采部分﹕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海关人员看到丁尚彪的护照,先是大惊失色,但很快平静下来,然后迅速做出决定——盖章放行,还以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也许是海关人员在计算机检索中,没有发现丁尚彪有其它非法行为的纪录。十五年,不容易,高抬贵手两方便。张丽玲对亚洲周刊说,这是出于片长的考虑,而不得不有所删减,但是这样的镜头没能呈现,现场很多人都觉得始终是个缺憾。
诗人、前《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看完之后大为感慨,说这是他看到的“最好、最感人、最真实的纪录片”。张丽玲用她的镜头记录了一个时代,感动了两个国家。(摘自香港《亚洲周刊》;作者:李淼)
张丽玲小档案
出生于浙江,十六岁到北京做影视演员。一九八九年留学日本,九五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舞台导演专业,同年四月进入日本大仓商社工作。九六年三月,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开拍,历时三年,张丽玲任总制片和总导演。其中,系列之《小留学生》获得零零年“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最佳纪录片奖,张丽玲获年度最佳个人策划奖。一九九八年四月,张丽玲出任CCTV大富董事长。零六年推出系列纪录片的最后一部,也是张的封山之作《含泪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