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0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在久久地等待、久久的期盼以后，7月18日下午，在日本曾经打工遭虐的3名中国湖北实习生，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公司2506航班抵达武汉天河机场，与阔别了1200多天的亲属重逢。

　　她们的名字叫张爱霞、段艳红和胡菊花。下午4时，段艳红的丈夫高伟和儿子早早就出现在武汉天河机场接机的地方。张爱霞的丈夫和姐姐、胡菊花的丈夫也在翘首以盼。先期回国的三名实习生王美群、张琼、阮汉霞得知同伴回国的消息后，特意从黄石赶来武汉天河机场迎接。

　　让人感慰的是，当天晚上，黄石市领导设晚宴欢迎3名回国实习生。祖国，敞开怀抱，迎接在海外遭受委屈的儿女：“回家吧！”“回家啦！”

　　去年9月，旅日作家莫邦富在《日本新华侨报》率先报道6名作为研修生赴日的中国黄石女性，在日本山梨县工厂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却无法拿到当地法定的最低工资。因争取正当权益引发日企老板动怒，女工被强行遣送回国。其中3人陆续受伤，另外3人被迫回国。此案震动了华人世界。

　　“出来了！出来了！”王美群在接机口看到了同伴们的身影，大声喊着，并用力地朝同伴挥手。“一别又是一年”，她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

　　张爱霞没有那样激动。将行李递给前来接机的丈夫，她一直紧紧握着亲友的手，头侧靠在亲友肩膀上。尽管在日本经过了近一年的休养，但她的面色仍然苍白。

　　“在日本的经历真的不堪回首。”眼睛空洞地望着地面，她喃喃自语：“这4年，遇到的事太多了，人就像过了一辈子。”

　　张爱霞是几名女工中受伤最严重的一个。去年8月，为了逃避日方公司的强行遣送，她从宿舍2楼跳下，摔断了左腿。此后，她在日本的医院进行了60多天的治疗，目前已基本恢复，“但现在时不时还会感到疼痛。”

　　出事后，3名留日女工一直受到当地工会组织的照顾。令张爱霞感动的，是一个年过七旬的日本老太太三好合子，她是工会组织的一员。“在这一年中，我们受到了她的照顾。她负责提供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所需。我们都亲切的叫她‘日本妈妈’。”

　　丈夫站在一旁，百感交集。“知道她在外经历悲喜，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妻子一出去就是4年，两个孩子的生活全部都是由他照顾。令人欣慰的是，孩子的成绩一直都不错。

　　听说妈妈段红艳要回来，5岁的儿子高宇特地换上新衣，和父亲高伟一起到天河机场接她。

　　“我知道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她在给我挣钱呢。”第一次到机场的高宇，表情透露着新奇和兴奋，这个孩子，还不能理解妈妈在日本所受的罪。“我通过电话听到过妈妈的声音，但不记得妈妈的样子了。她说要从日本给我带好多玩具。”

　　下午5点一刻，段艳红走出机场。“妈妈出来了，快叫妈妈。”高伟接过妻子的行李，把儿子推到她身边。

　　段艳红一把抱起儿子亲了又亲，“我是妈妈，快叫妈妈。”高宇看了看他想念了4年的妈妈，又回头看了看爸爸，始终没有喊出“妈妈”两个字。

　　高伟介绍，儿子刚过一岁，段艳红就赴日本打工，如今已近4年。在儿子的心目中，对妈妈的理解只是一个称谓，没有任何感情。

　　“我终于放心了！”专程护送3名黄石实习生回国旅日华人莫邦富感慨地说。

　　莫邦富称，为维护6名女工的合法权益，他受到极大压力。“在帮女工维权过程中，居然有人打电话来扬言要杀我！”

　　去年9月9日晚，他接到一个不显示电话号码的电话。接通后，对方说：“我要杀了你！说！你在哪里？”此后3个小时内，对方给他打了几十个恐吓、骚扰电话。

　　随着6名中国实习生先后回国，日方企业如何索赔成为各界关注焦点。7月18日，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表示将帮6名女工讨个公道。

　　该律师事务所黄彪律师专程赶到黄石，第一时间了解案情。他说，该事务所在国内第一家提供专业劳动维权法律。此前一直关注6名女工在日本的遭遇。该事务所已与日本有关律师事务所达成合作协议。尽管6名女工已经回国，但并不影响日本律师代表她们追究日方企业的法律责任。

　　“如果涉及到国内的取证和相关法律事务，将由我们出面解决”，另据黄彪介绍，6名女工在同样环境下劳动，遭遇相同，应获得同等赔偿。(黄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