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站报道，“说出来您别笑话我，我现在每个星期有两天下班以后还要去打一份工。有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也会去打一份工。”一名在日华人员工与记者隔桌而坐，他手握着茶杯，轻轻地说着。

　　“凭劳动挣钱，凭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挣钱，为什么要笑话你呢。能告诉我在打什么工吗？”记者这样问。

　　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踌躇了一下，让人不易察觉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下班后去打的是情人旅馆的清扫工，晚上6点半到11点半，还可以多打一会儿的，但因为要赶末班车，也就只好打到11点半了。星期六、星期天打搬家工。当然，现在要打工的人多，也不是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有工可打，要等公司的事先通知。”

　　这名在日华人员工今年47岁，在一家有60多名员工的汽车零件制造公司工作。从身份上来讲，是“正社员”；从职称上来讲，是“技术职”，当然这一切都来源他的的学历——在日本拓殖大学读过4年书。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好像又恢复了留学生时代那种勤工俭学的生活。可是，那时候年轻，心里也有奔头，多干点觉得没有什么。现在人奔着五十走了，体力比原来下降，有时真不知道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呢！”他的眉头紧锁，随着说话频率的加快，好像越锁越紧了。

　　在日本社会，企业通常是不允许员工从事副业的。员工一旦被发现从事副业，大多是要被解雇的。但是，这场被称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迫使日本企业改变自身的“铁则”。大约从三个多月前开始，包括日产、富士通、东芝等一些著名大企业在内，都开始允许员工从事副业了。

　　这场源于美国金融风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实体经济。从去年秋季开始，他所在的汽车零件制造公司订单越来越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老板整天“铁青着脸”。以往的加班、假日上班都没有了，工资也大幅减少。

　　“眼看着临时工都被辞退了，我们这些‘正社员’，虽然是减了工资，但总算保住了饭碗。还有，咱毕竟是外国人啊，这个时候没有把咱辞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显得很知足。

　　景气在一点一点的恢复，速度好像比老牛拉破车还要慢一些。这是他的比喻，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一种焦急、一种期待。今年3月，公司接到的订单开始增多了，终于可以加班了。不过，这个时候的加班是轮流制，大家轮换着来，“加班已经变成了一种恩惠”。

　　公司召开员工大会，老板放出话来，“在公司没有什么工作的时候，有想到社会上再打一份工的人，公司可以帮助你介绍。这也算是公司对没有加班费的一种补偿吧。”

　　当然，他绝对没有想到，当他举起手来提出希望到社会上打一份工后，公司首先帮助他介绍的是一份周末、周日的搬家工。沉重的冰箱、电视、书柜、大床等，都要能够一个人背起来就走，而且常常是不能利用电梯，走楼梯上上下下。“有一次，我背着冰箱，从楼梯上到五楼的时候，眼冒金星，最后是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就这样，我醒后还得叮嘱其他搬家工，回去后不要对公司负责人讲，因为这份工作也是得来不易的。”说到这里，他的眼眶湿润了。

　　伴随着景气低迷，公司里面没有加班了，每月的收入少了七、八万日元。但是，家里的大儿子正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小儿子明年也要考中学了，同时嚷着要像哥哥一样，也进私立中学读书。“孩子们争气，要读书，要读好学校，当老爸的能说‘没钱，去读公立学校吧’，这话说不出口啊！有什么办法呢，干吧！”这就是他的心情。

　　担心自己的身体顶不住，他就想再找一份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想来想去，他又回到自己留学生时代曾经打工的情人旅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吧。还好，这家位于繁华街市涩谷的情人旅馆，主人虽老还在，对他依然热情，给了他一份清扫工。听说他在星期六、星期天还在打搬家工，就劝他辞掉，到这里来打工。“这位老主人对我真的是不错，夸我是一个优秀的留学生，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经常自己掏腰包给我买晚饭，星期六晚上还允许我睡在旅馆里面，这样，我星期天早上就可以多睡一会儿，干到星期天晚上再回家。人家这样对待我，我能不给人家好好干嘛，说实话，我现在的劳动强度也不比搬家工差多少。”就这样，每小时1020日元的工资，一个月也可以拿到八、九万日元，还真的和过去的加班费差不多了呢。

　　“我跟您说一句实话，晚上在这个情人旅馆干清扫工的一共有4个人，其中还有两人和我一样，白天是在公司上班的。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是日本人！”他的这番话，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还是比较后的一种宽慰？记者难以下结论。

　　采访即将结束时，他告诉记者，“最后，我想对对您说，我有不少在日本公司里面工作的中国人朋友。我知道，他们当中不少人现在也在做副业。当然，有的是在当家庭教师，有的是晚上到24小时便利店打工，有的是到拉面店打工。想想这些，我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只是，这场经济危机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

　　其实，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过分拘泥于国籍。记者看到过一家人才服务公司今年3月对日本公司22岁到39岁的员工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受访者中30.8%回答“干过副业”。2007年，该公司对40岁的日本公司员工也做个一项相同的问卷调查，受访者中只有17.1%的人回答“干过副业”。这就是经济形势变化后带来的变化。据调查，干副业的员工，每月平均多收入4万2千日元，他们当中29.6%的人把这种收入用于家庭生活费。

　　在日本，华人员工“副业”忙。这既是为了渡过经济危机，也是为生存和发展，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未来。(李殷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