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一位26岁的年轻人，“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坐在太平洋的渡轮上，感慨万千：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

　　这位年轻人叫梁启超。他的这番感慨，可以看成百年来中国留学潮的一个注脚。如今，回顾新中国60年来的留学潮，也必须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考察。

　　换句话说，前赴后继、离乡背井、远涉重洋、不辞劳苦，最终都绕不过一个终极的追问：留学何为？

　　政治家、革命家着眼于富国强兵，因此多偏重习理工农医，教育家、文学家着眼于文明再造，因此多偏重习社会科学。无论如何，最初的动机，均源于欧风美雨的强劲吹拂，老中华帝国大厦摇摇欲坠，有识之士纷纷站在世界发展的潮头，苦苦寻觅民族独立解放、富强昌盛的真理。

　　尽管，我们可以历数留学潮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可贵财富，但却无法否认，这股潮流肇始，就包含着许多悲情的意蕴。

　　这样的悲情，见于域外生活的艰辛备尝，见于中西文明的碰撞焦灼，见于游子与祖国的隔洋相望，见于各种诉说故国的“离散”(Diaspora，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散居在外的人)文学中。人们一般都习惯关注留学的科技人才，较少关注留学的人文知识分子。而后者的感悟，往往更集中地体现出留学的心灵史。

　　一位叫赵毅衡的知名学者，曾写过一本小册子《西出洋关》，通过研究近现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海外心路历程，最后落得一个伤心的结论：西出洋关——无归程。在他看来，出西洋文化文学之关，或是出西洋的海关，都不是容易善后的事，往往一生悔之不及。

　　一个乡土中国培养出来、有着强烈中国情结的学者，当跨出洋关之后，往往注定成了精神的流浪者，找不到故乡。一个漂泊者，不是客死异乡，就是回到故乡。而故乡、故国才是永恒的。这也是如今回国潮涌动的精神动力之一。

　　在这样的一个悲情的叙述脉络下，我们必须再次追问：留学何为？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当年主动放弃了公费出国名额。他虽然主张“大留学政策”，但也主张“非留学”，反对一哄而上。在毛泽东看来，出国也好，留在国内也好，都是革命需要。他曾指出，“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种‘迷’”。

　　对此，胡适也是认同的，并作过一篇长文《非留学篇》，认为留学不过是“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如果“学生以得出洋留学为最高之目的”，则“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尽管如此，那几代人对留学之利都是充分肯定的。正如鲁迅所说，“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确，是一代又一代的留学人，往曾经老态龙钟的帝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中国人看得更远更广。

　　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日子里，更有现实意义。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交往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西洋景被逐渐戳穿，“出洋”之迷，也逐渐被破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让我们的留学生更有底气，纠缠百年的悲情逐渐消散。

　　所有的一切，都反映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新建立。建立民族文化自信，而非盲目排外；追求中国学术的独立，而非孤立于世界之林。这比具体的科技发展，更具有深远的意义。百年留学潮的起伏与自信回归，正是从侧面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梁启超曾说：今日之留学，为的是未来不需留学。他期望有一天，中国的子孙们不需负笈万里，受飘零之苦。

　　如何不再受留学之苦？关键是继续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升我们的教育质量与人才环境。如果，我们的护照在国际上越来越畅通无阻，如果我们的大学文凭在国际上越来越值钱，如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甘愿来中国当“留学生”，那么，出国留洋将不再是一个情结或话题。

　　而这才是对伟大中国最好的祝福与纪念！（吕绍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