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合作：冷静应对三大难题

　　作为一个跨国合作项目，《华语》教材在运作过程中尽管得到了国家汉办的积极指导、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支持、印尼国民教育部的肯定以及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的配合，但该教材的出版过程仍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遇到的问题也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问题一：印尼的国民教育体系具有特殊性。华语教育在印尼的基础非常薄弱，学校没有足够的师资开设华语课；印尼国民学校高中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较差，学生大多没有能力购买教材。很多开设华语课的学校长期接受赠送教材，学校、学生不愿出钱购买；印尼图书盗版情况严重，很多学校复印教材给学生使用；印尼被称为“千岛之国”，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教材的推广工作耗时长、投入多、工作量大；印尼社会关系较为复杂，教材的推广必须考虑到特殊的社会背景。面对复杂的形势，教科社冷静分析，及时调整教材发行思路，最终克服了困难，建立起了畅通稳定的教材推广渠道。

　　问题二：印尼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多变。2006年，《华语》教材第一册编写完成后，只需要由印尼国民教育部组织审查评估即可。2007年5月，教科社把制作好的《华语》第二册样书送到印尼教育部审查时，正值印尼教材审查政策调整，印尼政府出台新政策，学校使用的所有教材需经新成立的印尼国家教育标准委员会审查后方可使用。但该委员会并非常设机构，其成员来自印尼各个大学，每周开一次会。而印尼学校使用的各科教材很多，这样就造成了教材审查的排队现象。2008年1月，在各方努力下，《华语》第二册终于获得印尼国民教育标准委员会的认可，授权印尼国民教育部组织对《华语》教材的评估，《华语》第二册才得以在印尼印制发行。

　　问题三：不同的群体学习需求多元化。印尼华人众多，不同的地域相沿成习，会有各自不同的意见和见解。面对多元化的学习群体，如何变压力为动力，最大限度地满足更多华人的学习需求？对此，教科社认清形势，克服困难，积极协调多种关系，努力赢取国家汉办、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印尼国民教育部等官方部门的支持，以切实有效的行动坚定了做好教材、做精教材的信心。

　　对外合作：触角不断延伸

　　谈到《华语》教材的成功输出，所广一认为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对于教科社来讲，从1980年建社至今，该社的图书引进品种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寥寥几本到渐成规模，从单纯的“版权引进输出”到“学术互访、项目合作”等多元化发展模式，在业内的影响从名不见经传到在国际教育出版领域声名鹊起……回顾这其中的发展，所广一感慨道，其成功的背后饱含着无数的汗水与艰辛。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国际交流日趋频繁深入，教科社抓住机遇，果断决策，明晰了“弘扬教育学术，繁荣教育研究；传播国内外先进教育理念，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版理念。在这段时期，教科社的引进版权工作进一步正规化，在图书品种、作者队伍、合作形式上都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引进来，走出去”的现代版权贸易模式基本形成。在引进的这些图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20世纪苏联经典译丛》等，10多年来一直常销不衰，在教育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随着引进版权工作的不断深入，教科社拥有的世界一流作者队伍也在稳步扩大，如美国的内尔·诺丁斯、英国的安迪·格林、加拿大的迈克尔·富兰等。

　　对外合作触角的不断延伸与自己原创学术品牌影响的扩大，令教科社近年来在图书输出方面颇有起色，陆续输出了一些优秀的本土原创图书，如诸宏启的《教育现代化的路径》、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袁振国的《教育新理念》、谢维和的《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等。同时，以对俄汉语教材、菲律宾幼儿教材为代表的多种图书也挺进国际市场，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与积累，教科社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已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在国际出版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广一深信，在呼吁“全球智慧中文化”的今天，面对出版市场国际化的新契机，教科社一定会不负众望，在世界范围内找到更先进、更鲜活的教育思想支撑。他认为教育出版是一项特殊的事业，教育类专业出版社、出版人首先应是教育者，然后才是出版者。他更希望看到教科社在出版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邹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