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同是南京人，便有了相识的机缘。朱小棣先生给我寄来了新出版的作品《闲书闲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书面清雅简洁，米黄色的磨砂书皮，中英文的书名。翻过来，是作者简介和一张照片，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人神情严肃地注视前方，这与我想象中爱读闲书的懒散文人不太一样。

　　闲读其书

　　后来因为工作繁忙，倒真的把这本书当作偷闲之选，每日里随身携带，跟着我东奔西走。常常是秋日的午后，找一处阳光照得到的地界，坐下来翻开书，然后从心底里泛起一个满意的叹息，耳边是风过树叶的沙沙声。那一刻，我分享着小棣先生形容的“读书闲”的境界，即“在人事纷争的繁忙世界…一卷在握，便能宁静致远…有书读，方能心安勿燥；有书读，才感觉是在彻底休闲…方得重享小时候雪夜闭门读禁书，当然也常是闲书的乐趣。”

　　2007年，在哈佛工作的小棣先生近水楼台，流连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在少时“开卷有益”精神的指引下，于书架间、往往也是乏人问津的冷门图书间兴之所至，信手拈来。每读完一本书，便写一篇书评，如此积攒了60余篇之多，陆续发表在伊甸文苑网站，受到网友的欢迎和热评。

　　结集出版时，小棣先生将文章分为“读书与读人”、“读书与共鸣”、“开卷有益　书亦有伤”、“一孔之见　一己之得”四大板块。当然阅读此书，亦完全可以不囿于已有的分类。如笔者一般，从熟悉的名字翻看起，然后是感兴趣的话题，最后才是所有余下的文章。

　　以此为序，我则轻松地走进小棣先生的人文世界。他说：读书即读人。而于我，读小棣先生笔下的人即是读他，虽素未谋面，却趣味相投、深得吾心。譬如，说起张爱玲，“其文字里又有一种强迫你慢慢仔细阅读的神秘力量，不容你一目十行。”说到汪曾祺的小说，“好像越是短篇越精彩…(尤其)是那些描写民国时代乡镇生活的超短篇…只有在这批作品中，汪曾祺才是独一无二的。”而把汪公拔到如此高度的同时，小棣先生又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作品“逃避政治”“舍意求美”的一面，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曾在大陆备受诟病的梁实秋呢，他认为“至少是聪明一世”。

　　而以写实著称、曾被高雅文学贬为“粗鲁”的池莉小说，小棣则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格外的欣赏，因为一本池莉能够“镇定自我…带来一种安全感，至少证明我这几十年没白活，对周边的环境人物、社会人生的观察总算没有大错。”小棣先生还特别描绘了自己阅读池莉的情景：“我戴着老花眼镜，跷起二郎腿，手边泡一杯热茶，念到开怀处独自一人肆意地傻笑。”让我想起自己少时读池莉那股酣畅淋漓的感觉，不禁一同莞尔。对于争议不断的韩寒，小棣先生对其成名作《三重门》不吝褒扬，认为“在幽默和尖刻上直追钱钟书《围城》”，也指出其后来作品的每况愈下，但批评中带着同情的理解，一针见血地指出：“像《围城》、《三重门》这类基本靠文字或者简直就是靠比喻来支撑的小说，靠同一作者的确是十分难以为继的，即是作者没有江郎才尽，还能拿得出排山倒海的比喻，读者恐怕也是会产生审美疲劳的。”所以，总结起来，小棣先生幽默地形容韩寒是“跳着长、倒着长、不再长”。

　　苏曼殊、王国维、陈源、陆文夫这些名人之外，我随着小棣先生的文字一同拜会了不甚熟悉的文人冯达、黄源、韦政通等，及至最后一章读到近年来风靡一时的董桥和张小娴时，不得不感叹并佩服小棣先生涉猎之广与杂。阅读中感受的种种发现和乐趣，在这里不一一细表，有待读者自己去发掘和体会。

　　复会其人

　　10月16日《梅映波城》梅花奖艺术团访美演出开演前，我终于见到了小棣先生。他一身黑衫，高大、儒雅，颇有旧时文人的温润气质，全然不似我在书页照片中看到的严肃拘谨模样。

　　演出散场后，小棣先生过来道别，我便顺口邀稿，回说会尽量。不想第二天中午，小棣先生便发来连夜写就的千余字的观后感，标题精美，文笔流畅，感受真实，见地独到，让我不得不叹服其文字的功力和效率。其后，这篇题为《波城梅影 梨园花馨》的文章在本报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有朋友甚至向我打听起小棣先生。

　　一面之缘的印象未必准确，但我想小棣先生无疑是有着文人的清高的，与俗世有一种不露声色的疏离。这种清高与疏离即是源于家庭的濡染，亦是来自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小棣先生出身于南京一个“文化高干”的家庭，父亲担任市文化管理工作，曾主管80年代活跃于青年文坛的《青春》杂志，而母亲则是江苏省青年越剧团领导。因为家庭的关系，小棣先生幼时便出入剧场，也亲眼见过多位来拜会父亲的文化名人，譬如他在《闲书闲话》中，就提到自己曾在书房外偷听父亲和前来拜访的黄裳的谈话，并由此了解到后者沉默寡言的性格。这种特殊的家庭经历给了小棣先生一种文化世家式的自信。

　　及至后来来美留学，初读美国文明，后又改学城市规划，现在哈佛住房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专职分析工作。生活的巨大变化和不断更新，美国式开放与民主思想的冲击与熏陶，以及分析研究工作的训练，使小棣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人有了不一样的观察和认识，在“回看”和“旁观”中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评价，用的是“删繁就简、大彻大悟，以及那针尖对麦芒的思辩逻辑”。

　　因为这份清高与疏离，小棣先生选择了“读闲书”——“放着热门畅销书不读，偏爱去惠顾冷门‘闲书’并以此为乐趣”。这和“闲读书”，即闲时读热门书之趋之若骛，有着本质的不同。许多书到办理借阅手续时才发现，还是图书馆的处女地，尚未有被“开垦”的记录。能把这些冷书成功推介给读者，应该说又是难能可贵，用国内《扬子晚报》的书评来形容就是：冷锅子里爆出一颗热栗子来。

　　也因为这份清高与疏离，小棣先生读书的乐趣不在冠冕堂皇的正史，而是边角料的挖掘，尤其是“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历史变化的左右位置”。他主张跳出作者的思维框架，以新的角度挖出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

　　作为常被贬作“大萝卜”的南京人，小棣先生表示很喜欢这个贬称，它表现了南京人特有的直率、倔强、和闲情。而小棣先生的直率和坦诚在书中随处可见，是吸引我一直读下去的重要原因。对于文化人物的批评，如张五常杂文中流露出的“横蛮、专断、刻薄、孤傲”，如冯雪峰作为鲁迅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回过头来向鲁迅背上捅了一刀”，如李欧梵的夺人所爱偏又自命浪漫等等，小棣先生直言不讳。

　　而对于自己的自嘲，小棣先生同样来得坦坦荡荡。譬如虽说爱看书，但远未达到爱书如命的地步，只是“有钱宁肯买大饼”的“若即若离”状态。再如看哲学著作时越翻越快，并非登堂入室后一通百通的结果，而是明知“再赔进去双倍的时间也不可能增加更多的理解”，于是干脆囫囵吞枣一下。又如，在《读书与共鸣》一文中，小棣先生引秦瘦鸥、冯亦代为知己，老老实实承认既没有藏书，亦不通音乐，只是爱读书，爱听音乐。不矫揉做作、不酸文假醋，小棣先生的文字展示了一位富有个性、独立思考、又不失童心的知识分子形象。

　　行走红尘

　　小棣先生1992年开始从事写作，先是写了英文自传《红屋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获98年北美“杰出图书”。2006年，又出版序列性英文短篇小说《狄人杰故事集》，目前正以法文出版。07年，小棣先生开始尝试以母语写书评，于是便有了《闲书闲话》一书的面世。

　　三种毫不相关的创作形式和内容，在作者眼中，却有着很强的连贯性。“许多年的阅读、思考、和人世积淀，让我有着很强的表达欲望，即使创作之前有许多犹疑和不自信，但一旦拿起笔，所有的话语便自然而然流淌出来。”而不同表达形式的选择则反映了不同的人生阶段。“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其比较集中的情绪和思考，而能不能给这些相对集中的情绪和思考找到恰当的形式，则往往成为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与哲学家成中英关于文学形式的观点不谋而合。(《听哲学家说文学》)

　　现在小棣先生选择在中年时读闲书说闲话，是不是意味着他渐归淡泊，走向出世呢？答案当然不是。如传统文人一样，“闲”在这里是个精巧的幌子。小棣先生笑言每日工作家事之余，读书作文，再加上发表出版，其实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吃草吐奶。而貌似随意的闲谈之中，处处可见他对于历史、现实、政治、文化、人生的关照、反思和讨论。这一点，让美国著名学者、《毛泽东传》和《江青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敏锐地捕个正着。

　　在题为《沉湎于书的人》的书评中，特里尔指出朱小棣熟练地通过文化阐明政治，并以此来关照作为政治基础的人性。“他从中国近代史的画面中看见空白点，在阅读闲书时喃喃自语，像是一个从破烂中淘宝的人。他与当今美国文学流行做法刚好相反，以小见大、推己及人，而不是把历史的大事件全都浓缩化解为个人的叙述。他无力改变世界，却可以用个人的完整一致来整合混乱，用备受训练的头脑在书中找寻意义和慰借。胜利不是外部的，仅属于一个有完整主权的头脑。但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胜利。”

　　小棣先生对现实生活的闲而不远、疏而不离其实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一脉相承，如《读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一文中引用林同奇的话：“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心路，外国学界很难理解，他们的思想轨迹，实际上是心路轨迹的某种折射，是一种生命形态……”作为一种生命形态的独立思想和人文关照是贯穿《闲书闲话》始终的灵魂。在自身修炼的基础上，小棣先生还主张“全民的思想权利”，主张“莫因自感‘学问’不够就擅将思想的权利拱手让与他人”。

　　最后，我想提一下一直忽视的一位民国文人——梁遇春，正是因为小棣先生的书评让我得以走近这位早逝的天才作家并有相见恨晚之感。我想梁氏主张独立思考、固守独特自我的呐喊“还我头来！”、以及“我是个最喜欢在十丈红尘里奔走道路的人”的人生态度，都是今天我们能看到《闲书闲话》这样一本风格独特、言论犀利、出世而又入世的书评集的主要基石之一。

　　(摘自美国《侨报周刊》；作者：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