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华人偷渡客遍尝艰辛 历经18年终成店老板

　　在国内东南沿海不少侨乡，偷渡出国闯世界是一些人的“传统”。不过，真正衣锦荣归的却屈指可数，福建人柳和风算是其中之一。虽然如今在比利时已经有了安稳的生活，但想起自己这18年在海外的艰辛，柳和风只是一声叹息，对记者说了句：“幸运！”

　　选择出国：那是家乡的“传统”

　　“在我的家乡，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国外，有钱的没钱的都想出国。没钱的，想出国挣；有钱的，想为下一代移民。”柳和风告诉记者，他的家乡在福建一个著名的侨乡，其父母都是教师，家境不错。“只是自己当年读书不用功，初中毕业后觉得在国内发展潜力不大，吵着要去国外闯闯，父母一狠心就把我交给了蛇头。”当时，柳和风才17岁。

　　那是1992年，与柳和风一起出去的还有七八个亲戚，一共20多个人。因为有大人带着，柳和风并不害怕。刚开始时，他只知道要去的是西班牙。“后来他们说比利时比较好，又转道去了比利时。其实，当时我连欧洲在哪里、怎么去，统统不知道。像做梦一样，迷迷瞪瞪出了国门。”

　　偷渡比利时：11小时航程走了3个月

　　9831公里，是从中国飞往比利时的直线距离，飞行时间11个小时。而柳和风和他的福建老乡，却是坐车从福州出发，途经北京——沈阳——满洲里——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最终到达比利时布鲁赛尔，“时间超过3个月。”他说。

　　“从沈阳到俄罗斯，6天6夜全在车里。蛇头很少跟我们讲话。我不知道要坐那么久的车，一路上都没什么吃的，直到了满洲里，才有机会下车买了点东西吃。到了俄罗斯之后，蛇头方面好像出了点问题，一时走不了，于是我们就在俄罗斯暂住了2个多月。之后再到捷克边境，在雪地里步行到德国边境，躲在教堂后面的草丛里，直到等来接应的人，把我们塞进一辆闷罐车。2天2夜，我们在零下十多度的铁皮车里，又饿又冷，吃喝拉撒全在一个角落里。什么叫度日如年？每一秒钟，都有10年那么漫长。不过，比起当年在英国多佛闷罐车里死去的58名福建老乡，我们能活着，算是很幸运的了。”

　　时隔18年，柳先生说起这段经历，仍像一切都发生在昨天一般，身上竟然起了颤栗：“我本来以为这下好了，终于到了天堂。谁知道，这只是一切的苦难刚刚开始。”

　　无奈打黑工：怕老板半夜不敢上厕所

　　到了比利时之后，同去的20多名老乡经人介绍，各自找到了东家做工，柳和风也找了一家中餐馆安顿下来。老板是浙江青田人，看准了黑工怕生事的特点，对他们百般刁难。

　　“老板娘不喜欢声音大，我们的卧室在阁楼上，晚上睡觉时，我不敢上厕所，怕惊动她。最后想了个办法，我把枕头扔在地上，把脚踩在枕头上，走一步，挪一下。你可以想象当时我们惧怕她的程度。”柳和风叹了口气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忍气吞声地过了5年。

　　之后，柳和风换了家餐馆，工资涨了，搬出小阁楼，住进了“黑工宿舍”。“黑工宿舍只有20多平方米，住了20个华人黑工。挤是挤点，但心情好了许多。”然而，眼看着自己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柳和风却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不幸。

　　摔断脊椎骨：同胞帮忙解决巨额药费

　　“由于没有身份，很怕警察来查。有一次，有警察上门查别人的地址，我以为是来查黑工的，急急忙忙想从墙上翻出去，却不料一失足摔在地上，动不了了。到了医院一查，才知道摔断了脊椎骨，手术费高达几万欧元！”柳和风当时就傻眼了。

　　幸好同胞伸出了援手，借给柳和风一个身份(当地的ID)，用这个身份可在医院治病报销，最后他自己只花了几千欧元。

　　“在布鲁塞尔的医院，一位叫史林的华人医生，四川人，天天来看望我，给我带吃的，我一辈子都记得。但是后来去找她，已经找不到了。”说起恩人们，柳和风一脸激动，“还有京华人教会，我在医院做物理治疗，都是靠他们天天接送照顾。”

　　回国探亲：比起同乡，我很幸运

　　“7年打黑工，从17岁到24岁，我最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暗无天日地度过了。那时，我每天都在做着同一个梦——回家。冰冷的闷罐车，刻薄的老板，拥挤的黑工宿舍，在我心里，都算不得什么，如果能回家，把这些统统重新来过，我也愿意。”柳和风的这个噩梦，终于在1999年醒了过来。他等来了大赦，拿到了一年居留，终于能够回家了。

　　拿到大赦那一天，柳和风买了回国的机票。回家娶了媳妇，生了女儿，一家人回到比利时鲁文并盘下一家外卖店，每个月有5000欧元左右的纯利润，还买下了一幢3层楼的房子。“比起很多偷渡的同乡，我算是幸运的。”(严姗隽 张璐 严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