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故事：一位在日服刑中国研修生演绎的悲剧(3)

　　研修生不过是他人赚钱的工具

　　尽管记者已经了解了事实，但是采访中国人女翻译的时候她只说：“我承认收取了正当的工作报酬，但实权都掌握在常务理事手里，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几次打算采访位于哈尔滨的“黑龙江省粮油公司”都被拒绝，“调查这件事打算干什么？赶快回去”。说着就把记者赶了出来。当地监督机构的黑龙江省商务厅也表示对这件事没什么要说的，态度相当冷淡。

　　记者又找机会偷偷地跟对常务理事和中国方面情况都了解的有关人员接触，得到了这样的消息“研修生交的钱都被用来贿赂各有关部门了，这是常识”。

　　千叶县农业协会说：“研修事业被这个常务理事和翻译操纵着，对这种变成治外法权的事情，我们深感失职。”

　　崔红义本人不知道，他不过是别人赚钱的工具罢了。以人才教育、技术移转、国际交流为名目的研修制度，不过只是一纸方针而已。

　　恶劣的劳动待遇和强制遣送回国制度，这种变形变质的外国人研修制度是崔红义杀人事件发生的背景。当然，不管什么理由，崔红义的罪行都是不可原谅的。事件后，去世的常务理事的儿子曾对记者说：“希望他能认识到一个人就这么死去这个事实。”这句话记者至今也不能忘记。

　　研修制度的悲鸣

　　事实就是这样，如果忽略背景是无法看清这起事件的。

　　通过报纸知道这一事件的外国人研修生问题专家、全统一劳动组合(本部位于东京)的鸟井一平总书记说：“真是发生了可怕的事件。太遗憾了，真是让人咬牙切齿。”

　　鸟井一平所在的全统一劳动组合从很早就开始对研修制度很热心，并在1992年成立了外国人劳动者分会。设立当初是以南亚和非洲出身的劳动者为中心的，而现在中国人研修生的咨询络绎不绝。全统一劳动组合可以说已经成了研修生们的“避风港”。

　　低工资，拖欠工资，长时间劳动，强制保管护照和存折，甚至有来自经营者的暴力和性骚扰等问题，不断从外国人研修生那里听到，每一个问题也都很深刻。鸟井一平说：“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劳动问题，不如说是人权问题更合适些。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点什么。从木更津发生的事件无疑可以听到日本的外国人研修制度发出的悲鸣。没能改变这个状态，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呀。”

　　不仅仅是待遇问题，鸟井一平此前就对中国人研修生们的生活状态很关注。跟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不同，中国人研修生实际上都生活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研修生不管好坏，还是认真工作的人多。与其他外国劳动者自由的生活状态不同，中国人研修生身上总是能看到不安和胆怯，表情也多是痛苦的”。

　　虽然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外国人劳动者，但是大多数都不后悔为了赚钱出来。那些签证过期的外国劳动者都会在被查到之前一直工作，而大多数的外国人研修生倒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于翻脸出逃也是很犹豫。这是因为外国人研修生被剥夺了自由，连逃跑的路都被堵死了，这就是外国人研修生们的境遇。

　　为了什么的研修

　　最后翻脸的人，反而是那些靠研修制度赚钱的人。不管是派遣机构还是接收机构，都装作不知道研修制度本来含义的样子，大肆进行扭曲的宣传。在日本的网络和宣传资料里尽是这样的宣传语。“研修生是降低成本的王牌”、“我们会帮您消减人事费用”、“提供低成本优秀人才”、“解决人手不足问题”、“需要年轻劳动力吗”等等。人事费消减、低成本这样极具吸引力的宣传语言真的需要吗？从这些广告语里一点儿都感受不到把国际交流转化为赚钱商机时该有的踌躇和害臊。

　　再回头看看崔红义事件的前后。崔红义借钱来到日本，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日元现金，没有可以商量的朋友，每天就是对着猪工作。从崔红义的生活里怎么能看出什么国际交流的影子？能期待什么技术移转？他原本到底是为了什么来日本的呢？

　　2007年7月19日，千叶县地方法院木更津支部对崔红义判处有期徒刑17年。对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判决书里这样写道：“研修制度实行中，研修生方、接收方以及中间斡旋者，都有偏离制度本来目的滥用制度的嫌疑。变形的研修制度成为这次的案件发生的外因，运营研修制度的有关人员应该就这件事进行深刻反省。”但是，对于犯罪动机，法院否定了崔红义冲动杀人的证词，“认为犯人具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下达判决的时候，崔红义的表情几乎没什么变化，特意从中国赶过来的他的父母压低声音哭了起来。从那时开始，崔红义就开始了反复自杀未遂的监狱生活。

　　后来，崔红义父母去了被杀害的日本人常务理事的墓前，磕着头为自己儿子犯下的罪行道歉。本来他们还打算直接跟被害人家属道歉的，但是被拒绝了。后来，这个日本人常务理事的儿子给记者打电话：“崔红义的父母一定也很痛苦的，我对他们特意到墓前很感谢，请帮我传达一下。”记者把这句话告诉崔红义父母的时候，崔红义的母亲用手捂着脸大哭起来。

　　如今，崔红义还在日本的监狱中煎熬着……(作者：安田浩一；翻译：石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