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故事：一位在日服刑中国研修生演绎的悲剧(2)

　　“强制劳动”的原委

　　这家协会制定了以下的中国研修生雇佣条件。

　　●月工资65000日元。

　　●工资全部以存款的形式发放。

　　●工资之外，每个月以餐补的名义支付5000日元现金。

　　●一周40个小时劳动时间。加班费一小时450日元。

　　●加班费打入工资账户之外的账户。

　　●每周休息一天。

　　●存折、印章、银行卡统一交由经营者保管，必要时可直接支付现金。

　　●护照也交由经营者保管。

　　在经济大国的日本，全勤工作后每个月只能拿到65000日元，无论是什么工作，在法理上和人情上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但是，只有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认可这种事情。许多人还因此不承认外国人研修生是劳动者，认为他们不属于受劳动法保护的适用对象。

　　他们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日元的现金，加班费也比千叶县法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还要低出很多(当时，千叶县法定的每小时工资标准是687日元)。根据日本的劳动法律，加班费应该比平常小时工资高出25%，而外国人研修生制度里则完全没有考虑这个规定。至于加班费要打入工资账户之外账户的做法，是因为日本的《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简称为“入管法”)里面规定研修生没有资格加班。入管局调查经营者账户和研修生工资明细的时候，如果发现加班费的痕迹，这种资格外的加班就会被发现。所以，为了欺骗入管局，就要另外开一个账户，以此来发加班费。这种做法，不光是崔红义所在的养猪场存在，全日本很多外国人研修生接收机构都会向接收研修生的企业发出这样的指示。

　　本人护照和存折交由日本经营者保管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中国研修生逃跑。因为苛刻的劳动条件，中国研修生逃跑的现象也确实存在。因为中国研修生没有换工作的自由，如果一份工作实在干不下去了，他们只能选择逃跑这一做法。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日本经营者就故意强制性地把工资汇入账户，而且存折、印章、银行卡、护照都从中国研修生手里收上来，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中国研修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是在监狱以外崔红义，大概也不可能有“哪里都能去”的自由。即便如此，崔红义还是开始了在养猪场的工作。养猪场老板说：“崔红义为了工作早点上手还是很努力的，他本来就是干活能手吧。平时不迟到也不旷工，安稳地工作了一段儿时间。”

　　“上告”风波

　　出国前中介说能赚大钱的话跟现实的对比，让崔红义对待遇感到不满。每个月5000日元的现金和每小时450日元的加班费，别说赚大钱了，这样下去恐怕连为出国借的钱也还不了。

　　研修生活的第四个月，崔红义向老板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操着生疏的日语，崔红义求老板给加工资或者给他转到其他工资高的地方。老板一句“不行”就回绝了他，绝望的崔红义说着“那你就把我杀了吧”，他把菜刀递给了老板。最后，崔红义还是被老板说服了，改善待遇的事儿不了了之，但是这件事却成了让崔红义更加绝望的开端。

　　养猪场老板把崔红义的这场上告风波报告给了千叶县农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和老板商量的结果是认为崔红义已经不适合做研修生，决定强制送他回国。

　　杀人事件的发生

　　当年8月18日，常务理事和作为顾问的中国人女翻译以及另外一名男性专门指导员三人一起去了崔红义研修的养猪场，打算强制让崔红义回国。当然，崔红义事前什么也不知道。协会这边是打算把崔红义骗上车然后直接拉到成田机场。

　　“走，把行李拿着上车”，被常务理事这么催促的崔红义满心以为要把他转到其他养猪场，开始收拾行李。他以为自己要求改善待遇的请求终于被理解了，却不知这是多么可悲的误解。

　　但是，崔红义在上车之前终于发现事有蹊跷。看见他往车里装调料品，那个女翻译一句“飞机上不能带装有液体的瓶子”，把事情说漏了嘴。

　　“想把我送回中国？那我不上车，我哪儿也不去!”这个时候，崔红义发现自己被骗了，他吵嚷着拒绝上车。

　　“你给我闭嘴!”常务理事说着就拽崔红义的胳膊，硬把把他往车里塞。

　　“我不回去！”

　　“你老实点!”

　　常务理事动手把崔红义往车里塞，崔红义就拼命抵抗，他们就这么撕扯了起来。刚来日本四个月就这么回去了，不但钱没赚到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本来是想赚点钱帮家里才来日本的，家里把地也卖了，这么回去恐怕是家破人亡啊。想到这些，崔红义的脑袋里一片混乱，挣开常务理事的手，跑到旁边的仓库里拿出一把刀来。后来，庭审的时候，崔红义这样说“当时，为了不被送回国，我就想拿刀威胁常务理事。”谁知道，常务理事和他又撕扯起来，撕扯中崔红义挥刀割伤了专门指导员和女翻译的胳膊，最后一刀插在了常务理事肚子上。看到地上的血和倒下的常务理事，崔红义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事，他立即跑到仓库找到一瓶农药一饮而尽，企图自杀。

　　当崔红义在医院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从警察嘴里知道常务理事死亡的消息，同时他也以杀人和杀人未遂的罪名被逮捕。

　　丑恶事件的背后

　　这桩事件发生后，记者飞往中国，在那里了解到更多事件背后的丑陋内幕。前面说过，崔红义为出国交了8万元。通过对这笔钱去向的调查，记者发现了意外的内幕。这8万元人民币并没交到劳动力派遣机构“黑龙江省粮油公司”手里，而是给了去世的常务理事和受轻伤的中国女翻译在齐齐哈尔市成立的法人公司。这两个人在当地同时经营着招揽研修生的中介公司和研修生培训学校。也就是说，之前劝说崔红义来日本的中介就是这个中国女翻译，崔红义在国内上的培训学校就是她跟常务理事合开的。

　　实为情人关系的这两个人从每个研修生那里收取出国费用，其中只有1500元作为手续费交给“黑龙江省粮油公司”。在中国，不是政府认可的劳动力出口机构是不能派遣劳动力出国的。实际上常务理事承包了研修生募集、派遣的业务，出国所需的许可交由“黑龙江省粮油公司”处理。1500元的手续费与其说是“许可费”不如说是“场子费”。出国费用的大半实际上是进了这个日本人常务理事和中国女翻译的腰包。

　　应该说，这两个人以前名声也挺好的，曾在中国开过餐馆、超市。常务理事在日本国内还曾参与过经营小酒馆。不仅如此，这两个人在日本以研修生教育的名义成立了公司，从自己也有份参与的“千叶县农业协会”收取手续费。协会也要向接收研修生的农家收钱，按每个研修生50万日元的价格收取交通费和事前教育费，其中的一部分就进入了常务理事跟女翻译的公司。实际上研修生在出国前已经交过名义为交通费和事前教育费的费用，也就是说常务理事跟女翻译同时收研修生跟农家的钱。研修事业就这样成了他们中饱私囊的“日中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