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故事：一位在日服刑中国研修生演绎的悲剧

　　中新网8月24日电 2006年夏天，在日本研修的中国人崔红义因为持刀杀害接收研修生团体的常务理事被捕，也就是轰动一时的“木更津事件”。时隔四年后，《日本新华侨报》于近日刊文披露了事件前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再次让世人了解到日本外国人研修制度的悲鸣。

　　走进八王子医疗监狱

　　那是2009年12月25日。

　　东京八王子车站的繁华街上，一派圣诞商战的光景。圣诞蛋糕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早已听厌的圣诞歌曲无休无止地播放着。记者想，蛋糕是送不进去的，还是到书店买几本摩托车杂志作为圣诞礼物吧。记者知道这虽然有点简单，但记者每次问他想要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摩托车杂志。

　　逃离车站前的喧闹，再走10分钟的路程，就能看到八王子医疗监狱那坚固而又无情的水泥墙。进入监狱的大门，在入口处的铁柜中存好手机和提包，接着就要在申请书上填写姓名，然后坐在昏暗狭窄的接待室里等待着见面通知。记者跟在这个监狱内服刑中的中国研修生崔红义(29岁)已经保持了3年的联系。

　　2006年夏天，还在研修的崔红义因为持刀杀害接收研修生团体的常务理事(当时62岁)被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木更津事件”。第二年，崔红义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开始是在北关东地区的一个普通监狱里面服刑，后来由于神经衰弱日益加重，2008年末被转送到八王子医疗监狱。从他被关押起来开始，我们保持着每个月见一次面。

　　接到通知进入会面室，透过有通气孔的玻璃，记者看到崔红义跟平常一样低着光头坐在椅子上。穿着灰色狱服的崔红义，两手放在膝盖上，驼着背偷看着记者的脸。

　　记者跟他说“再过几天，今年就过完了。”他只是点点头。这样的动作和表情，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幼稚许多。记者把刚买的摩托车杂志给他看时，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一声“谢谢”伴着一个致意的点头。

　　崔红义很喜欢摩托车，曾经画了一张像电影《逍遥骑士》里一样的摩托车的画送给我，画的旁边有“摩托车可以去任何地方”的题字。也许，对崔红义来说，摩托车就是自由的象征。记者猜想，崔红义在铁窗里面想象自己骑着摩托车飞驰的情景，或许暂时可以从没有希望的不安中解脱出来吧。但是，画旁的题字里面，却渗透着他“哪里都不能去”的悲哀。

　　多次自杀未遂

　　“一眨眼三年就过去了，时间也是过得挺快的。”对于记者这句话，崔红义只是略带笑意地说“可能是吧”，但脸上还是浮现出了绝望与倦怠的神情。对于20多岁的小伙子来说，17年的有期徒刑与终身监禁没什么两样，这样的长刑可以让人绝望。虽然将来刑期可能会缩短一些，但是距离出狱的日子还是非常遥远。

　　3年前，千叶县地方法院木更津支部下达判决的时候，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劝崔红义上诉。考虑到事件的实情，17年监禁的判决未免也太重了些。但是崔红义却不理周围人的劝告，干脆爽快地接受了判决。

　　虽然知道是马后炮，但是记者还是半怒地问他“为什么不起诉呢？”崔红义冷淡的回答是“找不到上诉的理由。我确实是干了坏事”。刚被逮捕时，他被问到有关事情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对不起”，对记者和其他救援有关人员也是一句辩解都没有。

　　在拘留所的时候，崔红义就跟记者透漏过很多次想死的意思，也有好几次打破镜子用碎片割腕自杀未遂的事情。自残行为治好后，他又患了躁郁症，这也是转到八王子医疗监狱的原因。

　　崔红义的成长环境

　　记者对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次采访崔红义父母的情节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郊外，一栋用砖和废材简单搭建的房子就是崔红义的老家。推开薄木板门，记者说明来意之后，崔红义的母亲迈着踉跄的脚步，满是皱纹的脸上淌着豆大的泪珠，哭着蹲了下来。站在旁边的崔红义的父亲一脸无力的表情，轻轻地抚摸着哭泣的妻子后背。崔红义的母亲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这是崔红义出国前拍的纪念照，她一直都带在身上。照片里崔红义和母亲在房间里并排坐着，崔红义像小孩子一样靠着母亲的身体，对照相机摆着胜利的手势。显然，能去日本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崔红义得意的笑脸和胜利的手势，此时却让人看了心痛。

　　崔红义出生于1980年，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人们脱掉中山装，把《毛主席语录》收起来，开始追求幸福生活。崔红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长大。跟许多人一样，崔红义的家庭也是跟富庶无缘。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仅有的农田里以种植高粱和玉米为活，是这个地区贫困的农民。

　　从当地的高中退学之后，崔红义辗转做过卡车司机、水管工等临时工。父母也说，为了能让学习好的哥哥跟弟弟能上学，只能让崔红义辍学赚钱养家。实际上，也正是有了崔红义的功劳，哥哥才能上医科大学，弟弟也上了电脑专门学校。

　　“钱质”——人身买卖的世界

　　25岁的时候，崔红义决定作为研修生远赴日本。下决心来日本还是因为中介的一句话：“去日本3年，就能赚450万日元回来”。450万日元，对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出国的话，要交8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20万日元)的各种费用，包括手续费，保证金等。8万元，相当于当时崔红义一家10年以上的收入。为了交这笔钱，崔红义家卖了农田，父亲也因此失业转为水管工。即使如此还是差很多，剩下的都是到处借来的。这些可以说是违法的出国费用，是导致研修生制度变质的一个毒瘤。

　　作为研修生到日本，必须要向中国的劳动派遣机构交付上述手续费和保证金。手续费里包括机票钱和给负责研修生招募的中介的报酬。保证金作为押金，必须满足毫无问题结束研修和实习这一条件，归国后才能拿回这笔押金。这是一种不同于人质的“钱质”，成为日后束缚中国研修生的有力武器。正因为“钱质”的存在，在日本不管被强加了多么恶劣的劳动条件，中国研修生们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中国研修生把房产证也作为担保抵押了。

　　了解“钱质”的事情后，给中国研修生强加过酷劳动环境的日本经营者也不在少数。我也从几位日本经营者那里听过这样的话“只要对不听话的研修生说一句‘马上把你送回中国’，立马就会变得老老实实”。这些日本经营者非常了解“钱质”的效果，也充分加以利用。这样变质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跟人身买卖又有什么区别？

　　在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世界人身买卖实态报告》的2007年版中，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问题也被列入其内。报告中说“研修制度中存在着让一部分外国人劳动者强制劳动的情况”。报告指出日本的“研修制度是人身买卖的一种形态”。尽管一些日本经营者对这个报告抱有疑问，认为榨取移民劳动者行为在美国坦然发生，它没有理由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但这一报告说明了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崔红义事件发生的背景，也正是人身买卖原因之一的“出国费用问题”。

　　崔红义的接收方

　　2006年4月，崔红义抱着一定要赚钱回来的决心跟母亲告别，作为中国研修生来到日本。接收崔红义的是社团法人千叶县农业协会(本部位于千叶市)。这家协会从2000年开始接收中国研修生并派遣到千叶县内的农家，已经派遣过大约400人的中国人研修生。崔红义被派遣到千叶县木更津市内的养猪场。他住在养猪场，工作内容就是负责照料1000多头猪。

　　当记者问养猪场老板雇佣中国人研修生的理由时，他这样说：“协会方面曾问我要不要雇佣中国人做临时工，我这里人手不足，关键是他们工资很便宜，我就答应了。”

　　养猪场的工作属于重体力劳动，以前这个老板也雇过很多临时工，但都坚持不了多久。人手不够，这对年近70的夫妇俩不得不做这些重活，这几年越来越吃不消。这个时候，对领取低工资也能够接受的中国年轻研修生的出现，无疑是雪中送炭，找不到不答应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