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生制度"引日本国内反思 新规定治标不治本

　　日本各地工厂和农场里有这么一批劳动者：他们来自亚洲各国，以“研修生”的身份来到日本，以“技能实习”为名，干着最底层的工作，拿最低的工资，常常需要超时工作，却不总是按时拿到加班费，还面临被解雇遣送回国的威胁。

　　一些国际人权机构和日本媒体指出，初衷为促进国际交流而设的日本“研修生”制度，已渐渐演变成日企剥削廉价海外劳动力的工具。近年多起与“研修生”制度相关的劳资诉讼甚至“过劳死”事件，引起日本国内外对这一制度的反思。

　　一名“研修生”的遭遇

　　日本目前约有19万“研修生”，来自中国的李青智是其中一员。35岁的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07年11月，他给国内的中介机构交了1万元人民币的押金，离开山东农村老家，抱着学习日本料理的志愿东渡日本，成为一名“研修生”。在广岛县进行了仅仅一个礼拜的日语培训后，就被派往琦玉县的一家家具制造企业上班。

　　第一年，李青智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0点，主要干一些清扫、焚烧垃圾之类的活儿，全年总共只休息了21天，每月薪水是7万日元(100日元约合7.7元人民币)，加班费每小时400日元，不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新华社记者从他的2008年5月工作记录卡上看到，这个月他总共工作了302小时，其中加班142小时。

　　然而，李青智和他的同事们没能及时拿到这笔加班费。第一年公司记录的加班时间总共是1184.5小时，加班费总额是47·3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4万元)，这笔钱被日本老板一拖再拖，在他和工友们的多方投诉下，一直到2009年7月，才拿到这笔加班费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老板坚持要等他们回国时才发放。而工作中老板稍有不满就威胁要将李青智辞退并遣送回国。

　　2009年1月，中国研修生举出“胜诉”与“我们不是奴隶”的条幅。

　　李青智说，为了拿回自己的工资，他不得不一面忍气吞声继续干着与自己梦想相去甚远的初级劳动，一面有意识地搜集相关证据。今年3月的一天，他照例在工厂的树林清扫树叶，遇到倾盆大雨，他找到老板，要求调换工作岗位，老板大发雷霆，不仅对他的工作能力进行侮辱，再次威胁要辞退他。李青智终于忍无可忍，辞去了这份工作，开始谋求用法律手段为自己维权。

　　“在公司，我们没有任何保险，日本的厚生年金一分钱都没有给我们交，他用雇黑工的方式来雇用我们，我知道我学习日本料理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我会在律师的帮助下争取我的劳动报酬，”李青智对新华社记者说。

　　只是“冰山一角”

　　李青智的遭遇并非特例。事实上，欠薪、超长加班、居住条件恶劣、护照和通讯工具被非法没收等遭遇在“研修生”中间屡见不鲜，一些人甚至丢了性命。

　　今年7月2日，茨城县鹿岛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2008年6月因突发性心脏病死亡的中国江苏籍研修生蒋晓东为“过劳死”。调查发现，蒋晓东生前最后三个月内，每个月的加班时长都在100小时左右。而在2007年11月，其加班时间竟达181小时。

　　根据日方研修生项目的主要负责机构——财团法人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提供的数据，2008年，在日工作期间死亡的外国研修生为35人，其中16人死于心脏和大脑疾病；2009年有27人死亡，其中9人为心脏和大脑疾病，另有3人自杀。

　　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律师联合会秘书长安孙子理良认为，研修生大多是青壮年，出国前都通过了体检，而死于心脏和大脑疾病的比例却相当于同龄日本人的两倍，因而极有可能是因为劳动强度过大造成。

　　“蒋晓东的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不改变这个制度的本质，类似的过劳死案件将无法避免，”安孙子理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