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7日电 香港大公报今日刊发署名鲁力的评论文章，文章从内地加薪潮谈起，该文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然人们也认识到，即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社会差距。尽管如此，政府一直在努力逐步推进社会平衡、扩大机会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应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文章摘编如下：

　　在内地各省纷纷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缺工潮涌现之后，富士康、本田把企业与劳工之间的矛盾激化变得表面化。有媒体评论这是“中国工人权利意识增强”；而经济专家们则担心事件引致劳动力成本上升，除引发产业外移外，也可能加剧大陆目前的通胀压力。

　　摩根斯坦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兴起加薪潮，最低工资的提升幅度，从湖南省的5%到宁夏的37%不等；平均工资水平较高的北京市，也宣布，从7月1日起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人民币800元调高至人民币960元。珠三角的一些外资企业在被迫加薪的同时，已在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把工厂迁到内陆城市甚至海外。

　　中国工人从法律层面维权工潮的出现，应与2008年中旬推出的《新劳动法》有关，该法允许工人投诉工厂，并设立了新的调节机制。专家认为，《新劳动法》的颁布使工人更加清楚自己的权利。《新劳动法》生效后，工人投诉量增加一倍，而且“增速愈来愈快”。

　　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劳工专家MaryGallagher说：“商人和学者预计，由于中国人口转变的趋势，劳工问题可能会愈来愈多。”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期报道则认为：“中国最近罢工和部分工厂停产，显示中国看似无限的廉价劳动力开始枯竭，更说明中国工人的权利意识增强。”　

　　在大陆设厂的台企冠捷科技主席兼行政总裁宣建生近日表示，在今年已加薪15%的基础上，考虑再调高15%至20%。服装生产销售商旭日企业董事长杨钊也表示，今年还将为员工加薪。其实，在大陆劳动密集型企业仍是占了企业总数的相当部分，这些企业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至少1000万以上的职位。劳动力成本做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应当是根据市场供求自发性调节的。无论这些雇主是慷慨还是吝惜，劳工薪资的刚性增长完全无需政府干预，市场决定的最低工资福利水平逐年上升，否则普通劳工根本不可能维持自己在城市中最起码的生存，更不用说养家糊口和繁衍后代。而正是他们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提高，才会反过来推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城市繁荣。

　　富士康事件引起外界对内地新一代农民工工作条件的关注。“中国早晚要走出廉价劳动力时代，但由于人口众多等因素，劳动密集型时代还将长期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鲍威尔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工资太低则与体面劳动、有尊严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两者平衡点，堪称一个“可比肩诺贝尔奖水平的难题”。

　　其实，与中国今天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劳动条件不平等的问题，欠薪事件等经常发生，从事高速公路、隧道、水库建设的“农民工”还身染“尘肺症”等职业病，有的甚至为此死去。但是，日本毕竟是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农民工”最终没有构成日本社会矛盾、社会动荡的问题点，日本靠的是自由户籍制度、城市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险与九年义务教育。

　　过去几个月，由于富士康事件的出现，中国的发展道路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当然人们也认识到，即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社会差距。尽管如此，政府一直在努力逐步推进社会平衡、扩大机会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应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其实，不发达，工资低，给人代工都不是耻辱。韩国、中国台湾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早前工业化时期都走过这条路。问题是在正常的工业化导致城市化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市场或政府的力量能把加入产业大军的劳工长期封闭在集体宿舍或工棚中。挤在大学宿舍的学生会憧憬着未来，兵营中的士兵希冀明天的美好，没有未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怎么摆脱情感的低谷和前程无望？但是，目前现实是在有工作与更好的福利之间，在更多的工资收入与更多的利润之间，在现实的生活严酷与未来的美好前景之间，在改革步伐的快与慢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