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7日电 香港大公报17日刊发署名文章认为，“加薪降效”大潮不断使欧洲呛水，中国也将面临这种挑战。对于制造商来说，他们必须做好一种准备，迎接更高的薪资要求和更低的利润率。

　　文章摘编如下：

　　“加薪降效”大潮不断使欧洲呛水，中国也将面临这种挑战。富士康、丰田以及各地大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为中国“加薪潮”拉开了序幕。对于制造商来说，他们必须做好一种准备，迎接更高的薪资要求和更低的利润率。

　　笔者曾撰文肯定欧洲“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即国家引导的高福利模式，有不同见解者批评：欧洲是以“牺牲整体效率为代价”的。不错，任何发展模式都必须在“福利”与“效率”之间作出选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确实证明了“牺牲整体效率”的高昂代价。但这并不等于说，像日本“机器人式”作业，像中国“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像美国任凭“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就能够长期敲着梆子喊：“平安无事喽！”美国危机、日本不景气自不必说，中国近日以富士康“连环跳”和广东丰田厂罢工为信号，前者加薪30%，后者加薪20%，加薪比率之高是空前的。“加薪降效”大潮不断使欧洲呛水，中国也将面临这种挑战。

　　加薪潮登陆中国

　　号称“八亿农民”的特殊国情，推迟了中国加薪潮的来临，但这正在成为历史，因为三亿“农民精英”已变身为“农民工”。换言之，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正在从“农业大国”向“半工半农”转型。这既是“好事”(引用西方第二现代化理念，高速城市化非没有可探讨之处)，也必然引来“多磨”，“加薪降效”便是磨难之一，涉及人力成本与利润、工人与制造商、以人为本与高速增长三大矛盾。

　　以“无烟工厂”著称的中国，突然间冒出“烟”来，这“烟”就是普遍的加薪潮。有媒体报道，中国出口重地─珠三角的制造商一直忍受着“加薪潮”压力。2001年以来，最低月薪已上涨逾一倍。另外，近十年，中国31年独生子女政策显现出滞后效应，导致20岁至39岁年龄段人口(制造业中坚)减少逾五分之一。同时，大规模刺激支出使得中国经济没有受到出口滑坡更严重影响。

　　数据显示，去年9月至今年3月的净就业创造略高于2%。香港环亚经济数据公司数据显示，这些效应相互结合，令劳动力供求比率首次出现不平衡。在执行新的最低工资之前，制造业工资已较2009年水平出现两位数涨幅。广东是最近几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七个省份之一。

　　笔者以为，富士康、丰田厂“被迫加薪”以及各地大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为中国“加薪潮”拉开了序幕。如果中国对经济加大再平衡力度，即进一步减轻对出口的依赖，转向扩大内需，那么出口重地的“加薪”就不可避免。对于制造商来说，他们必须做好一种准备，迎接更高的薪资要求和更低的利润率。

　　中央无数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效率也无从谈起。从一定意义上讲，“加薪降效”是中国发展同样无法幸免的代价。

　　发展要注重公平正义

　　笔者以为，问题并不只在国企、民企或外企身上，主要在于发展方式的传统与陈旧。中国企业之路基本是西方之路，即资本决定一切之路，第二现代化之路，不可避免地形成两极分化与社会不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公平正义与人民尊严，必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诉求。胡主席所说“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温总理在“两会”上郑重承诺，最后三年任期中，将以推进公平正义为政府的中心工作。

　　公平是稳定之本

　　笔者以为，有一种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成本，即维护社会稳定的付出。邓公当年以极大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指出：要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要先富带后富。现在，到了先富带后富的时候了。“共同富裕”是社会公平的经济体现；“体面尊严”是社会公平的精神体现。过去时兴“革命”一词，连马克思也主张“暴力”、“打碎”。当今时代不同了，“和谐世界”已成人类共识。但是，经济增长只是和谐的物质条件，真正的和谐要靠公平与正义。毛泽东说，解决了农民问题，就解决了中国问题。现在可以说，解决了社会公平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