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0日电 香港《大公报》10日发文说，说到底，收入分配关系怎样改善，关键还在于劳资权力博弈是否对等。工资协商能否实行，还必须增强职工的权利底气，消弭他们的权利隐忧，解决他们的权利救济。

　　文章摘编如下：

　　一些地方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少企业亦抛出加薪绣球。再加上，内地多家媒体接连高调宣传，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恰逢其时，又预估酝酿多年的工资条例将于年内出台，当中最诱人的莫过于──工资多少不再由老板说了算，而是通过劳资协商加以确定。

　　严格意义讲，工资协商制度并非新生事物。早于2000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出台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亦在两年之前就已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表示，全国共有1300万家企业，其中超过1000万家的中小企业(也就是将近80%的企业)尚未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到市县一级企业，工资协商率更几乎为零。

　　事实上，法有规定而实施不力的案例不在少数，带薪休假、加班计费在很多地方都还流于形式。况且，从已知情况看，工资集体协商是一种选择性或是柔性规定，并不具有强制性。

　　另一个更关键因素在于，在劳资力量格局中，劳动者有多少议价能力？未来一段时间，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的趋势将持续存在，在为一岗位几乎挤破头的劳力供给市场中，掌握主动权的资方自然不愿花心思给员工涨工资，更何况还要双方坐下来公平谈判工资如何上涨。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可供员工讨价还价的空间和本钱少得可怜。

　　说到底，分配关系怎样改善，关键还在于劳资权力博弈是否对等。工资协商能否实行，还必须增强职工的权利底气，消弭他们的权利隐忧，解决他们的权利救济。(郑曼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