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31日电 香港《文汇报》日前刊文说，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有报告称中国的精神疾患时代已到来。精神疾病已成为中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专家认为，造成患者人数攀升的主因是社会转型期诱发因素增多。精神病患人数不断攀升需引起政府和社会重视。一方面亟需加强监管，同时患者权益亟需保护。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精神病患逾亿

　　内地媒体近日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

　　《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刊发报道指出，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各类疾病总负担指标评价，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五分之一，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四分之一。

　　发病呈城市化、白领化趋势

　　北京回龙观医院有关专家对本报记者指出，目前，内地精神疾患呈失业、无固定职业、非技术工人和高社会阶层者发病率高的“U”字形特点。在经济发达、竞争激烈和知识分子集聚的市区，更是精神疾患高发的地区，精神疾病呈现城市化、白领化的趋势。目前中国因精神障碍造成的负担在中国的疾病总负担中居第一位。有报告称：中国的精神疾患时代已经到来。

　　专家认为，造成当前中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在社会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例如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种种因素造成当前中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断攀升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事实上，在新医改方案中，国家已把精神卫生作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列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之中。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作安排》，提出中国今年启动实施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中央投资重点支持100所左右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建设，以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2009年国家已投入3000万元用于精神卫生网络建设。

　　专家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医疗

　　精神卫生专家建议，国家在政策上对精神疾病医院还应该大力扶持。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建设结构合理、覆盖城乡的精神医疗服务体系。

　　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对其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也有利于加快精神病医疗机构多元化的建设和发展。

　　除此，政府财政上还应该加大投入，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对精神病医院在投入政策上予以倾斜。

　　九成患者处监管真空

　　进入5月以来，内地已相继在云南、广西以及黑龙江等地发生多起精神病患者行凶杀人事件。《瞭望》新闻周刊指出，精神疾病已成为中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一旦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很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

　　北京著名精神病防治专家向本报记者介绍，内地精神卫生工作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包括领导体系和部门间还不能有效协作、呈“散沙”状；专科医院少、专业工作人员缺乏；政府投入少、医院入不敷出等。

　　陕西省西安市一位基层民警根据多年案例分析，造成恶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壮年，他们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同时，被侵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但多是与精神病人经常接触的家人、邻居或同乡。

　　目前大多数情况下，重性精神病人肇事惹祸之前，没有专门机构对其行为进行监管，也没有相关救治经费。一旦肇事惹祸，公安部门会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鉴定。如果确定当事人在肇事惹祸期间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将不负刑事责任并被遣送回家，形成精神病人肇事“事前没人管，事后也没人管”的局面。

　　有专家向本报透露，如今对精神病人所采取的监管措施主要是依靠其监护人及亲属来执行，而很多监护人都没有能力对精神病人进行有效监管，造成90%的精神病患者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同时，由于大多数精神病人家庭不富裕，而医院在精神病医疗财务方面入不敷出，加之政府经费投入不足，亦使精神病医院普遍面临生存困难。

　　患者权益亟需保护

　　一方面是精神病患者屡屡伤人害己，但在另一方面，精神疾病患者也是特殊的弱势群体。有关专家指出，长期以来，精神疾病患者饱受疾病痛苦和偏见歧视的双重折磨，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戏弄、侮辱、捆绑甚至禁闭、关锁精神疾病患者的现象并不罕见。

　　据介绍，许多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缺乏合法的监护人或因为贫困，基本的生活和治疗都没有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后，在入学、应试和就业等方面的权利也往往难以得到保障。北京平谷区一户农民家庭共三口人，母亲因精神分裂症发作而出走，至今未归。女儿因遗传也患有精神分裂症，父亲有轻微精神疾病症状，二人寄居在一幢危败、堆满垃圾的祠堂里，平时靠父亲捡拾垃圾为生，基本的生活和治疗没有保障。

　　专家指出，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合法权益已经迫在眉睫。有效保护弱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而有效的保护必须以法律为后盾，因此，应通过精神卫生立法，建立起规范的制度，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合法权益，如：禁止歧视、虐待精神疾病患者的禁止性规范，受教育、就业等合法权益的保障规范，监护人确定机制，医疗费用国家负担机制，医疗救助制度和小区康复制度等。(刘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