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馆等人，突然来了几个穿“制服”的艺术家。年龄四十上下，个个长发须，动静极大，如入无人之境，颇有气概。

　　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他说话极像牧师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到人名时决不带姓，经如把陈凯歌叫“凯歌”，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周围四座肃然起敬。

　　他说：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儿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接下来他便开始谈“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好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

　　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力的一种资本。因此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

　　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这让我想起“忆苦思甜”，那时候总以为苦在过去，甜在今天。谁又能想到“思甜的”时候，我们正经历一场劫难。并不能讲年轻的一代就比年长的一代幸福。谁都知道，幸福这种东西并不随物质一起与日俱增。我不认守在电视边、被父母锁在屋里的孩子比阳光下挥汗收麦的知青幸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对待“苦难”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西川有句诗：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带着这样一种独立的、现代的精神，我们去看《北京杂种》，就能体会到张元的愤怒与躁动，我们也能理解《冬春的日子》中那些被王小帅疏离的现实感。而《巫山云雨》单调的平光和《邮差》中阴郁的影调，都表现着章明和何建军的灼痛。他们不再试图为一代人代言。其实谁也没有权力代表大多数人，你只有权力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这是解脱文化禁锢的第一步，是一种常识，更是生活习惯。

　　所以，痛苦在他们看来只针对个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很多时候，我发现人们看电影是想看到自己想象中的那种电影，如果跟他们的经验有出入，会惶恐，进而责骂。我们没有权力去解释别人的生活，正如我们不能喜欢赫尔措格的一个片名《侏儒也是从小长大的》。没有那么多传奇，但每个人长大都会有那么多的经历。

　　对，谁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开始怀疑他们对经历与苦难的认识。

　　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那么多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才算阅尽人间。这种自我诗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国电影。有些人一拍电影便要寻找传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欢离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是电影去表现的。而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时，又慌了手脚，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童话。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条宁静的长河”，让我们好好体会吧。

　　北岛在一篇散文中写到：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谕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

　　最后他说，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将会是怎么个活法，我们将拍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空洞的词——我们是谁？

　　我只知道，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摘自新西兰中文《先驱报》 文/贾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