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26日电 香港《大公报》26日发表社评《金融改革渐动 中国宜早部署》。社评认为，世界金融体系改革渐动，中国应探讨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应把握时机，参考欧美方案而及早推出符合国情的本国方案，同时还要防范海外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或冲击。

　　文章摘编如下：

　　日前的20国集团(G20)财金官员会议，讨论了世界财经面临的两大难题：在宏观上如何维持经济复苏，在微观上如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结果在两方面都没有明确结论，反映全球要统一行动并不可能，故各国只能自行处理有关事宜。

　　最近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似稍见好转，国际机构提高了全球增长预测，但有两大事项必须进行，一是退出刺激经济政策，二是通过改革维持长久的金融稳定。对于退出问题，G20的基本论调是由各国按本身情况自理，因此只提出一些基本原则作为指引：即要兼顾财政稳健、价格稳定、金融稳定、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等。这里面便包含着矛盾：要照顾前三项便适宜早退，要照顾后二项便宜迟退。故退出要恰当平衡维持稳定与增长的不同需要，而这只能随机应变而行事。

　　相比下，各国在金融改革上的分歧更大。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了一些改革银行体系建议，包括征收两种金融税项：稳定费和活动税。前者集资作为紧急拯救基金之用，目标是实行银行系统自救而不必政府花钱；后者则由银行利润及高管薪酬抽取，以壮大上述基金及抑制过分投机。

　　对此G20中有两派意见：英美法等金融重灾区赞同，以免国家再为救急付钱，但加拿大、日本等则反对，认为金融体系较好时无必要由加税来增加负担。结果亦只能如退出政策一样各行其是：美国表明会实行征收税项，加拿大等则自然不会跟从。

　　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且货币及楼市收紧正在进行，主要问题是外贸顺差大跌，故财长谢旭人在会上提出要反保护主义，为中国争取出口保障。他还提出发达国退出时要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只是个外交高姿态：发达国已自顾不暇，且早退迟退会有不同的影响，令实行时难于抉择。发达国早退会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外需，迟退则易做成新一轮世界市场不稳定，且若迟退引致欧美发生主权信用及货币危机，其破坏力将非同小可。

　　世界金融改革对中国影响同样重要，由此可带来国际金融业的新形势。中国对IMF新税似未明确表态，只是由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要按各国情况，采取合适的救助成本分担方案。他又要求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订合理有效的统一标准，并提出要从多方面加强监管，如完善会计准则及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市场及产品透明度和强化对衍生产品的监控等。无疑，IMF提议设新税种可谓用心良苦，但会否见效或产生不良副作用(如道德危机等)，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最近世界金融改革有了新动力：美国总统奥巴马基于国内政治考虑，正力推金融改革方案在国会通过，使能成为继推过医改方案后又一历史性成就。美国方案牵涉面广而具深度，足可带来较根本的金融体制变化，其国际影响自不容忽视。

　　中国也应探讨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挑战与机遇：在新规管下中国金融发展的滞后劣势大减，而参与制定国际新标准的机遇则大增。故中国应把握时机，参考欧美方案而及早推出符合国情的本国方案，同时还要防范海外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或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