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5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国媒体与网民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公众对政府行为监督批评；行政部门与公众互动的事例正越来越多而密集。舆论的作用正被最高层放到突出位置。官方引入公众参与监督，不仅回应社会大众日益迫切的问政参政热情，可能也包括高层利用民意来推进改革，束缚体制内官员的隐含用意。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媒体与网民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公众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与批评；行政部门与公众互动的事例正越来越多而密集。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时发表的数据，称2009年全国房价涨幅仅1.5%，当时即遭舆论界质疑；上周，国土资源部恰好公布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监测结果说，去年全国住宅价格增幅高达25.1%，是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

　　同一周里，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8个中央部级单位与局级行政机构先后在各自网站上“晾”出了本年度的财政预算。这一开先例的创举，改变了传统上行政部门财政的秘密运作方式，减少权力部门的信息垄断甚至于对财务的完全主控权，被视为中国往政治文明迈进的重要一步。

　　而公众的反应之热烈，也在意料之中。在肯定“公开总比不公开好”的大前提下，舆论界同时认为，第一次预算公开的结果与社会期待有差距，而且账本公开的条目过粗，备受关注的“三公”消费未明示于众等等。

　　各个账本被置于放大镜下，受全社会的端详，锐利的观察者们也从中发出了公共部门对属下职工的住房保障支出过高的批评。

　　这些趋势的出现其实有迹可循。今年初，中国政府将加快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列为工作重点，而且几次重申要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府职能转型。3月份的“两会”以后，行政改革的动作呈现提速之势。

　　行政改革看来已在多方面试行。同样在上周，中共中央连发四份关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文件，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为重心的几份文件，用一系列细致办法强化用人的公信度，包括首次将违规用人、用人失察的责任追究做了规定，并将矛头指向官员“带病复出”、领导干部“提拔身边人”、“离任前突击提拔”等存在已久的选人用人弊端。

　　民意对干部升迁的影响力被放大，上述文件提出：干部选拔任用在民主评议、民意调查中，被发现群众满意度明显偏低、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出席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座谈会上谈到反腐倡廉时也说要将党内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群众，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实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新作风、政策宣示与工作指示中，有一些概念与关键词正反复浮现，如“公开”、“社会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群众满意度”，“群众反应强烈”。过去几年里，中国互联网参政的力量日益凸显，甚至有作者宣布中国已进入“民意治国”的时代。无论如何，与过去相比，应该看到舆论的作用正被最高层放到突出位置上。

　　官方近期的动作表明，在财政预算、党政领导升迁、反腐倡廉、以及官方数据的几个重要领域，当局都在引入公众参与监督。此举不仅回应社会大众日益迫切的问政参政热情，可能也包括最高层利用民意来推进改革，束缚体制内官员与各种新旧既得利益集团的隐含用意。

　　在讨论改革的前景时，“勇气”最近也成为热门词汇，从全国政协副主席到知识分子都在强调，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关键是破除利益集团的干扰，勇气比政策与认识更重要。而最有勇气改革的，不可能是或多或少利益化的行政部门，而是社会大众。通过最高层主动，将改革历程渐渐向全社会开放，这符合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考量。

　　中国进一步改革需要重回“紧紧依靠群众”的传统中，要创建能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的机制。这方面，还需要为大众发声提供更多制度保障，甚至允许民间利益群体出现。所谓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与批评政府，这个使命任重道远，需持续性地展示魄力与决心。(韩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