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6日电 香港《大公报》16日刊出署名文章《发展方式缘何难转变》。文章说，十六年来，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从尝试到推广，一步一脚印，成效十分显著。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转变效果还是不尽人意。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有很多，从比较宏观的视角来看，可以归结为观念问题、科技问题和体制问题。

　　文章摘编如下：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应当说，中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见事早，预见快，决策果断。

　　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把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称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第二年，时任总理在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强调，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实现今后十五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

　　时隔五年后，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注重调整和优化结构，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此后几年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字总能见诸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中。十六年来，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从尝试到推广，一步一个脚印，成效也十分显著。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转变的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类似于西方国家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增长模式转变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增长模式的过程中。从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增长模式主要是由投资驱动，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这种模式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污染。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但一味地延续传统增长方式，即使暂时保住了经济指标，也会底气不足、后劲乏力。

　　这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长期的极其艰巨的战略任务，需要一届又一届政府持续地接力。

　　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有很多，从比较宏观的视角来看，可以归结为观念问题、科技问题和体制问题。

　　观念问题集中表现为把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等同起来，我们把发展的认识更多集中在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为了实现快速增长，不惜消耗资源、损害环境。

　　科技问题也长期阻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于我国科技创新机制尚不健全，政策不到位，企业科技内生动力不强。在北京中关村，一些科技企业埋怨，他们搞科技，由于缺少政策支持，没死也长不大。而另一位企业老总却喜笑颜开，因为他离开“苦海”去搞房地产了，所以财大气粗。

　　但最主要的还是体制问题。角色的混淆和不确定性，使政府自身的改革十分艰难。目前的情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却没有根本的变化。例如一些地方运用政府的动员能力，不惜以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和扭曲性的政策实现GDP的高速增长。

　　表现在招商引资上饥不择食，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大张旗鼓地招商引资，不惜成本，不顾环保，不计民生，一味追求立竿见影的项目。只要能引进项目，什么优惠条件都会答应，甚至与国家大的方针政策相悖，搞土政策，制造项目繁荣。

　　又由于官员将政绩做给上级看，“面子”工程往往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一选择。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过于依赖投资来拉动经济的短期行为，热衷于“短平快”项目，唯GDP至上的政绩观比比皆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2009年，我国经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警示和冲击，也是一次历史旧账的清算和倒逼。今年两会上，与会的代表、委员们也强烈呼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途又在哪里呢？

　　以政府退出市场资源垄断促进转变。政府要从直接控制市场资源、参与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全性，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那些利用先进技术成果建立起来的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其引发的旺盛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谁抓住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以发展低碳经济为契机实现转变。要将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从眼前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当务之急是要从源头减少碳排放。譬如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减少能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在保证GDP稳步增长的同时可以提高第三产业比例，减少第二产业的比例，尤其是像冶金、电力、水泥生产、建材、纺织印染、造纸等这种能源消费密集型产业，需要压缩产能，优化结构。(蔡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