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9日电 台湾《联合报》9日刊出社论说，从废娼到性工作除罪化，岛内变化已经发生，且相关变化将持续下去。接踵而来的问题都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上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对岛内而言，性工作管理已到最终决策时间点，当局已避无可避，期待端出务实处理方法。

　　文章摘编如下：

　　如何处理性交易议题，向来就是检测世界各地主政者诚实与魄力的政治标尺之一。多少年来，台湾执着于“罚娼不罚嫖”的政策，让地下化的性交易始终脱离不了污名与剥削，却又在可见的或不愿看见的角落，“春城无处不飞花”。

　　终于，由于两名台湾宜兰地方法院法官为不断受罚的弱势老妓向“大法官”声请“释宪”，接着“大法官”宣告岛内“社会秩序维护法”中的“罚娼不罚嫖”为“违宪”，并将于两年内失效。此举让当局不得不限期面对性交易管理的烫手山芋。

　　台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去年六月就宣示性工作政策将朝向除罪化、除罚化；但是，历经半年，当局“内政部”请“学者专家”研拟方案，日前却端出“性工作须取得配偶同意书”的对策。“大法官”逼着官员学开明，不料却弄出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子来。

　　激起诸多争议之后，“内政部长”江宜桦说，这只是学者的建议而已；若待政策出炉，还要再研究半年。前半年、后半年，半年半年拖个没完。遇上性工作的争议，拖延似是当局的唯一对策。

　　值得玩味的是，原本因为“妓权”议题而分裂的台湾妇女团体，如今却不论“妓权派”或“反娼派”，皆同声一气地反对“同意书”。一项政策在道德光谱上从左到右全都唱衰，也算是当局“促成妇运大团结了”。

　　关于如何面对性交易问题，台湾社会在观念与方法上经历许多周折变化。这一波的变化，可从十三年前(一九九七年)陈水扁任台北市长时执意废台北公娼时说起，使性工作权利的辩论首度在台湾浮上台面。

　　“从娼究竟是不是一项工作”的岛内社会争议、“性工作合法化”的前卫倡议，撕裂了姊妹情谊，使台湾妇女运动元气大伤。当年救雏妓起家的妇女团体，另成立“推动缩减性产业联盟”，强烈要求“罚嫖不罚娼”，坚持“不罚嫖客，就不修法”，而与“妓权派”的“娼嫖都不罚”主张对峙。

　　但台湾妇女界的不同声音反成当局不作为的借口。“社会缺乏共识”至今仍是当局拖延不作为的挡箭牌，代价却是由底层的街头娼妓承受。依当局“警政署”统计，不时被抓的性工作者大半是三十岁以上的底层娼妓；年轻“辣妹”跑酒店的从业者，大多有“白道”撑腰，要担心的倒是“狗仔”镜头，不时逡巡招待所、桑拿浴场等高档色情业而泄漏政商寻春的线索。

　　前公娼官秀琴投海悲剧虽促成不同阵营的对话，但政策步伐仍难迈开，甚至在李逸洋主“内政部”时，一度还曾退回岛内“戒严时代”的道德标准，主张娼嫖都罚。

　　回顾十三年来，在台湾渐渐辟出性工作辩论的对话空间，但也看见当局部门面对敏感议题时的左支右绌。幸而在“大法官”“释宪”文的压力下，性工作管理已到最终决策时间点，两年之限，当局已避无可避。

　　一个有力证明是，江宜桦在当局“研考会”任内，针对性工作举行“公民会议”，包含家庭主妇与性工作者的十八位代表历经激烈的争吵、对话，得出令人惊喜的结论是：“现行政策不但无法减少性交易，还会造成性工作从业者污名化，并导致执法滥权、侵害性工作者人权。”可见，不但“大法官”如此看，岛内一般社会常识亦作如是观。

　　十三年来的变化，从废娼到性工作除罪化；连“娼妓”一词也在不知不觉间改称为“性工作者”。变化已经发生，且相关的变化亦将持续下去。其实，性工性者除罪化，只算是小小的一步，后续问题不少，例如，台湾真会出现像荷兰红灯区那样的情色专区吗？且在性工作者除罪化后，“一楼一凤”对小区清静的威胁又如何防制？接踵而来的问题，都可能在观念及实际生活上引发激烈的社会冲击。

　　期待别再以“尽量不修法”的便宜行事心态自我设限，应大刀阔斧，全盘检视相关法令，在性交易管理政策上端出务实的处理方法，使人权与社会秩序可以取得兼筹并顾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