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3日刊出该国学者郑永年的文章说，中国在推进和东盟的自由贸易方面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领导角色。过去中国在东盟这个平台上实践“和平崛起”。自贸区启动再次给中国机会，在推进和维持自贸区的同时去发展领导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东盟内不同声音和不同利益的浮现，并不都是消极的。只有当中国发展了足够的领导能力和技能来处理复杂利益时，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大国。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启动。当中国各方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庆祝而对自贸区抱有高度期待的时候，一些东盟国家则有不同反应。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商界担心自贸区会对他们造成冲击。

　　说到底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很多人都会同意，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利益。但自由贸易的利益并不是可以在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个人之间达到平均分配的。

　　中国本身的开放过程(自由贸易)也是充满着不同利益之间的争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早期，很多人相信开放政策会破坏中国的主权。在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很多人就大声呼喊“狼来了”(西方企业进入中国)。但结果，主张开放的力量占了优势。到今天，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由贸易”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自贸体制需要领导者

　　一旦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自由贸易就变成了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既是经济事业，更是政治事业。历史地说，自由贸易从来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比较优势”的自然演进。

　　很多研究者早已经指出，自由贸易的推进需要强大的政治力，尤其是需要领导者。可以把自由贸易看成是公共利益，谁都可以从中获益，但谁都想搭便车。因此，自贸体系中的领导者，要扮演一个比其它国家更重要的角色，提供各种支持力量，来确定自贸体制和维持这个体制。

　　在19世纪，英国在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建立自贸体制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20世纪则是美国的功劳。英国在自由贸易上推行的是单边开放主义，即英国单方面向其它国家开放。这一政策尽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有效有力地推进了当时的全球自由贸易。

　　在20世纪，美国实行的是“对等政策”，即只有当对方向美国开放市场的时候，美国才向该国开放市场。同时，美国还备有一系列限制自由贸易的法律和法规，来单方面地惩罚被美国认为进行不公平贸易的国家。历史地看，英国的政策比美国要有效得多。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正是因为自贸体制需要一个领导者，领导者的品质也对自由贸易体制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

　　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政策非常类似于英国的政策。中国尽管本身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数十年的开放政策，已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里最为开放的经济体，在一些领域开放度不比发达国家低。

　　实际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大贸易国。这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在积极维护自贸体制上的立场；就是说，维持自由贸易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体系内其它国家的利益。

　　中国在推进和东盟的自由贸易方面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扮演了一个领导角色。自贸区构想于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上，由中国和新加坡提出。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上，东盟与中国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一些方面，中国向东盟的一些较不发达的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开放政策。人们也不难发现，这个协定的利益从总体上看，是向东盟国家倾斜的。

　　　　东亚经济区域的开放性

　　在东亚经济区域中，和中国的领导作用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东亚经济区域的开放性。无论是北美区域还是欧洲区域，实行的都是排他性的经济区域主义。这些区域内部实行开放和整合，但对外就是重商主义。

　　东亚区域主义则不然，它是包容的开放性。促成这种开放性的主要因素有两，一是东盟这个多边平台的开放性，二是中国本身的开放政策。从长远来说，开放性的东亚经济区域模式，要比北美模式和欧洲模式更有效。

　　封闭的区域模式只能达成区域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开放性的区域模式会导致全球资源在本区域的有效配置。现实地看，尽管东亚经济区域的制度化或者正式化程度，还没有北美区域和欧洲区域高，但实际的经济整合(贸易和投资)度并不比它们低多少。

　　前不久日本新任首相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现在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自贸区能否成为东亚共同体的主体，或者在推进东亚共同体方面扮演领导角色。就是说，中国-东盟自由贸区不可避免会产生超出自贸区本身的影响。

　　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自贸区刚刚启动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而对自贸区的前途感到担忧。同时，人们也不可忽视这种担忧。

　　很显然，在本区域内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实际经济能力在急剧上升。这尤其表现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当美国和欧洲还没有脱离危机的时候，中国已经走出危机的阴影，成为第一个经济复苏的国家，对本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复苏产生着正面的影响。

　　在不同程度上，即使在危机之前，中国的经济影响也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在继续高速增长，外在经济影响力也会再继续扩大。中国在短短的历史时间里，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变成为资本过剩。和其它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会走向世界各个角落。

　　　　中国有能力扮演领导者角色

　　这些都表明中国有实际的经济能力，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或者其它方面扮演一个领导角色。但是实际的经济能力本身并不等于领导权。领导权还高度依赖于中国行使领导权的技术和技能。中国还没有能够把实际的经济能力转换成为领导权。中国的资本走向东南亚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现在比较倾向于其它国家的资本(例如日本和韩国)。这是因为日韩在“走出去”方面的历史远比中国长，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具有了相当到的领导技能。资本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很重要，但资本的行为也同样重要，资本的行为模式决定了是否受当地社会的接受和欢迎。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时间还很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经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仅仅还是一个开端。

　　中国没有必要因为当地国家的一些不同声音而没有自信，但也不能对自贸区的认识有偏差，认为一旦自贸区启动，就大功告成了。实际上，随着自贸区的驱动，很多问题都会浮上台面，需要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紧密合作来加以解决。中国本身方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在过去，中国在东盟这个平台上实践“和平崛起”。自贸区的启动再次给中国一个机会，在推进和维持自贸区的同时去发展领导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东盟内的不同声音和不同利益的浮现，并不都是消极的，它们会促使中国看到一个真实的东盟，进而促使中国在满足各方面利益上积累经验。只有当中国发展了足够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技能来处理复杂的利益的时候，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有作为，而中国在自贸区内也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