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标101大楼脚下,保存有台北地区最古老的眷村——四四南村。眷村是台湾特色的社会生活形态之一,泛指1949年前后自大陆各地迁台的军公教人员聚集社区。 中新社发 许晓青 摄
中新网12月21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今年第51期刊文说,1949年之际迁台的国民党军人及眷属所落户的台湾眷村,六十年后已凋零,但它孕育的人才和影响力,意外地成为台湾软实力的亮点。无论是属于岛内哪一个政治光谱,眷村子弟较有一种大中华视野。眷村的“大中华视野”和对台湾宝岛的认同和情怀,也向大陆渗透,成为两岸关系的一道无形桥梁。
文章摘编如下:
台湾表演工作坊精致大戏《宝岛一村》即将在大陆几个城市盛大公演。这部以台湾特有的“眷村文化”为背景的大制作,是从小在眷村长大的王伟忠和赖声川两人共有的生命体验和记忆,以极富创新的手法,深刻描写眷村生活和它的文化中华底蕴,自二零零八年在台湾首演后,已经在台湾公演了三轮,每场演出都是爆满,成为近年来台湾剧场界最大的文化奇迹。但如今这奇迹还向大陆和全球华人社会延伸,展现台湾眷村传奇的最新风貌。
赖声川和王伟忠都是台湾演艺界的佼佼者,一个是台湾舞台表演界的“教父”,一个是台湾综艺电视界的“大哥大”,前者所执导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一夜,谁来说相声》、《乱民全讲》等剧,都曾掀起狂潮,在台湾和众多华语地区,赖声川成功的将“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巧妙结合,吸引无数新观众重新走进剧场。
王伟忠更是台湾家喻户晓人物,他策划的《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等政治模仿秀风靡台湾,也吸引了很多的大陆观众。前阵子,他制作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将眷村文化刻画得入木三分,掀起台湾怀旧热。更早前他也曾拍摄自己妈妈与眷村生活纪录片,也重新唤起台湾社会对眷村生活与文化记忆的重视。
他们这两位都是台湾的眷村子弟,也透过了戏剧将台湾的“眷村传奇”延伸到中国大陆和全球华人社会。但更戏剧化的是,台湾的眷村现象,其实暗藏了文化中华的基因,在今天台湾有形的眷村已经凋零、消逝之际,却在台湾社会中,成为一幅心灵的版图,也成为台湾一种奇特的软实力,将一九四九年所开始的眷村传奇,以不同的形式,在文化界和全球华人社会的不同领域中,发挥不凡的力量。
眷村是国共斗争下的产物,在岁月的推移下,实体的眷村多数都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但无形的眷村却拆不掉,它牢牢占据在台湾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一部充满个中幽微的心灵史诗,也不断在影响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
很多台湾以外的华人,甚至是台湾本地老百姓,也不会晓得眷村子弟在台湾软实力的版图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除了王伟忠和赖声川,台湾演艺界、媒体和文化界,以及政坛,眷村子弟占领非常高的比例。从邓丽君、蔡琴、姚苏蓉、林青霞、王祖贤,到侯德健、杨德昌,从南方朔到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张大春,从朱立伦、胡志强、苏起到宋楚瑜、马永成、段宜康等,都是来自被称为“竹篱笆”的眷村。但就是在这个被视为“小中国”的世界里,孕育了台湾的软实力。
这些独特的软实力,就是让宝岛展现了一种文化中华的气魄。一甲子前的历史所意外造成的小区,也成为了台湾不可分割的价值。无论是什么派别,都在那种文化氛围中,延伸中华民族的情怀。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营造了一种和大陆不一样的台湾气味和风格,反过来引领神州大地的潮流,像邓丽君、蔡琴、侯德健、赵传的歌声,林青霞、张艾嘉、庾澄庆、刘若英、任贤齐的星光,赖声川的剧场,王伟忠的影艺,南方朔的政论,张大春的文字,朱天文、天心、天衣的小说,都是很台湾,但也很文化中华。它们都是台湾的签名,但也签上了中华文化深刻的烙印。
而这一切都追溯到一九四九年。这一年,国民党集团退守台湾,宝岛短时间内增加了近两百万人口,其中包括大量军眷,他们被安排住进实时盖建的“军眷住宅”——眷村。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家庭,融合在一起,包括河北、河南、东北、山东、广东、福建、江浙、湖南、湖北、陜西、江西、四川、东北、海南等各地的军人及眷属,霎时间聚合,在台湾各地形成一个个“小中国”,他们带来了各省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在眷村里相互融和,更传递到眷村之外,像东北水饺、四川麻辣火锅、上海小笼包、山东大包、北京烤鸭等,毫无困难地在台湾渗透融合,成为不分族群热爱的食物。除了饮食文化,还有人情称谓、生活方式等。六十年前成形的眷村,不仅保留了这数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土地上所失去的中华文化,而且这些文化深植于台湾土地,直到今天。
多数用竹篱笆为建材围成居住环境的眷村,是台湾最早的集合住宅,散布在全台各地,因而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在台湾日益本土化的社会氛围,眷村依旧坚守中国文化传统,每到年节,中国味就特别浓厚。出身嘉义眷村的资深电视人王伟忠连珠炮地说:“该吃饺子吃饺子,该滚元宵滚元宵,该做腊八粥做腊八粥,该放炮放炮,该祭祖祭祖,该吃饺子吃饺子,该像长辈拜年拜年,好的不得了。当中华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被批斗时,我们眷村还保留着。”
其实眷村的文化和语言的混杂,在大陆也是异数。也只有在抗战和内战之后,在一个中国全民大迁徙的时候,才意外地在台湾出现了一个如此紧密相连的小区,可以在一个“文化中华”的氛围中互相扶持,相濡以沫。在大时代变化之下,眷村始终踩着文化中华的步伐,自成一种“很中国”的生活方式。王伟忠表示,很多家乡吃的东西,不管是中国人吃的味道,或者是人活着的味道,前者是嘴巴吃的食物,后者像人情味,例如街坊邻居那种守望相助的精神,眷村保存得最好。
眷村这种外省人聚落和台湾较早的闽客移民、少数民族聚落大不同,闽客以亲族为主,家族网络盘根错节,但当年飘洋过海来台的军眷犹如失根兰花,亲族脉络全在大陆,因此,眷村人都有“一起祭祖却无坟可上、没有亲戚却有很多邻居”的成长记忆。
在道德日益沦丧的现代化过程中,眷村人教忠教孝,较之其它各地区的居民有更深的伦理观念。王伟忠说:“我们那时候混太保,跟人干架,父母经过还会说,打输了是不是?再找人去打!很有意思。”
“外省老兵”与宝岛姑娘通婚
早期来台老兵都是单身,士官以上才能带眷属,老兵不准结婚,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解除这项禁令。由于人口结构关系,许多老兵多半娶宝岛姑娘为妻,也就是所谓通婚的过程,在五六十年代陆续发生,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叶,还是有五十岁以上的老兵娶妻,形成老夫少妻的问题。
专研族群问题的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张茂桂指出,在“台湾本土意识”抬头以后,通婚的小孩比较容易发展出双重认同,也比较能够认同多元的价值观,在感情上他们跟台湾人是比较接近的,跟老一辈的眷村小孩明显不同。
李登辉推动“本土化”,引起眷村激烈反弹,所以新党很轻易就掳获眷村青年的心。出身眷村的张茂桂指出,民进党上台以后,眷村相对受到比较多的挤压,包括认同、价值观等,历史记忆也受到压抑,尤其陈水扁大力“去中国化”,眷村更有深切危机感,有人因此出走到大陆,等到国民党在马英九时代重组完成,眷村人的忧患意识才告舒缓。
张茂桂也是“外省台湾人协会”前理事长,对推动保存眷村文化相当积极。他表示,眷村过去是军人眷属与子弟,现在则是荣民(退伍军人)家庭,从不是单纯的“外省人”家庭,绝大多数是多元族群的家庭。不只第一代通婚,第二代、第三代也通婚。眷村的历史正是第一代外省人和台湾人居民共组家庭,从接纳到落地生根的过程。
眷村是台湾特殊的人文风景,不是栉比鳞次、低矮的平房,就是不高的楼房,室内空间极狭、设备简陋、每家只有一套简易卫浴设备,如厕得到公厕,极为不便;眷村都很老旧,外貌都大同小异,眷村人用竹篱与外界隔离,成为国民党最忠贞的铁卫军,也孕育出眷村特有的“食、衣、住、行、育、乐”,累积一甲子后,眷村文化已经成为具台湾风味的文化印记。
尽管眷村的物质条件不佳,但越是艰困的环境越能造就出秀逸俊杰,从眷村成长的名人比比皆是,文化界如政论家南方朔、联合报社长胡立台、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董事长高希均、作家苏伟贞、朱天心、袁琼琼等,演艺圈的邓丽君、林青霞、王伟忠、唐从圣等,政界更是不胜枚举,现任“副阁揆”朱立伦、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国安会秘书长”苏起、台北市长郝龙斌、台中市长胡志强、台北县长周锡玮、民进党前新潮流系“立委”段宜康、屏东县副县长钟佳滨等都出身眷村。
前不久台北市政府才举办过“眷村文化节”,主办的台北市文化局长李永萍表示,眷村的重要性在于它象征族群融合,全台登记列管的眷村近五分之一集中在台北市,是全台眷村最密集、军种最多元的县市。
丰富多元的眷村是文化的大熔炉,影响台湾半个世纪之久,在当时的年代扮演了安定社会的角色。随着时代变迁,眷村已经逐渐消失,富有眷村味道的怀旧风情,只能在记忆中找寻。为了推广眷村文化,台北市文化局于九月初推出“二零零九台北眷村文化节”活动,希望藉此能让更多人参与、体验眷村美食和眷村特殊的文化精神。
一般来说,眷村居民对其居住房舍均只有建物及地上物使用权,并无房屋所有权,但也不必缴纳地价税及相关租税金。因为早期不易融入台湾社会,与民进党对外省籍的排斥等许多复杂因素,眷村也常沦为蓝绿的对立冲突点之一。
眷村人的认同感,和每一个眷村家庭的战争和流离的经历有关连,因而孳生了坚决反对“台独”的想法。在现实政治上,被视为国民党最忠实的支持者,也是每一次选举中的“铁票”。
绿营也有眷村子弟身影
如果说过去的政治刻板印象是眷村子弟是深蓝色彩,但事实上绿营也有眷村的代表人物,像陈水扁的亲信马永成、民进党前新潮流系的召集人段宜康、曾当上台湾“野百合学生运动”领袖的范云等。近年在台湾现有政治生态的冲击下,眷村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尤其年轻一代,在绿营政治中也有眷村子弟的身影。但无论是哪一个政治光谱的位置,眷村子弟比较上都有一种大中华的视野,不会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岛屿的范围里。这当然是与他们从小就在一个“小中国”的环境中长大有关,不会陷入一种狭窄的政治格局中。
早期眷村子弟职业选择受限,出路很窄。“国安会秘书长”苏起胞弟、“通讯传播委员会”前“主委”苏永钦表示,“一般军眷家庭无恒产,所以会鼓励子女读书,书读不好就去当兵,形成世代相传的军人世家”。
由于眷村内聚力强,容易组织团体,外省帮派便在此种情况下诞生。台湾几个大型帮派不巧都与眷村有关,例如台湾“外省挂”规模最大的黑道帮派竹联帮,是由台北县永和市竹林路的眷村辍学生与军校生组成;四海帮、北联帮等也都是由眷村子弟结合而成的。
眷村的气息,看似简单却又丰富,在整个村子内,大家彼此互相认识, 互相照应,不分彼此,很少看到外人进入,人际关系单纯,大家不是同事、同学,就是学长学弟。巧合的是,眷村的妈妈们好像总是同时生孩子,所以眷村孩子总有许多同年龄的朋友;他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玩游戏,一起做功课,甚至一起吃饭、洗澡、睡觉。
眷村以食物纾解乡愁
眷村是一个用人情联系,用美食鼓舞的地方,眷村第一代来自大陆,只能以食物纾解乡愁,每到年节,门口竹竿挂的一定少不了香肠、腊肉;每年端阳,眷村妈妈都会兴高采烈在门口包着细长的粽子。
眷村是近代台湾历史中的特殊建筑与居住型态,承载了许多人的成长记忆与生命经验,随着房舍的老旧,眷村文化也面临凋零的危机,各地眷村一幢一幢被挖掘机铲平,原地另起高楼。传统地道的北方面食变成融合中西的健康饮食,浓浓的乡音再也听不到了,眷村的精神、眷村的生活,以及眷村特有的人情味,似随着眷村改建而淡出。
尽管今天的眷村已经逐渐消逝在人们的视线,但眷村的传奇却以新的形式延伸至大陆以外,它不仅在台湾的文化和媒体的领域发挥重大的力量,也成为台湾的一股重要的软实力。眷村的“大中华视野”和对台湾宝岛的认同和情怀,也向大陆渗透,成为两岸关系的一道无形的桥梁。(童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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