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5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刊文《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的背景》说,西方对“中国模式”议论纷纷,难掩背后忧虑。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还须意识到,中国模式并非完美,未来仍有许多困难需克服,如何建立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对完善中国模式更为重要;总结改革发展经验并予以理论化,尽可能形成可同西方沟通的语言,传达至外界,以使外界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理解。
文章摘编如下:
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从未间断过。《纽约时报》在一篇长文中指出,中国模式话题的热度在与中国经济保持同步增长,而世界金融危机使这个话题更受关注。
该报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如果中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成功释放内需,并实现经济转型,创造可持续的发展动力,那将取得新成功,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势必进一步增大。
《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说,当西方世界遭遇困难和打击的时候,中国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首次出现了不同于美国自由市场和西式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不仅让中国增添光彩,更让美国模式失色。
英国《泰晤士报》亦载文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轨迹。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建立贸易、金融、安全、气候变化制度的进程中,已成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关键“玩家”。《金融时报》文章指,中国模式越发显现魅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摆脱自身发展困境的道路。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刊登文章则称,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基于令人瞩目的数据。长期看,中国近30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
中国模式不仅引爆了西方媒体的纸上风云,也吸引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论争。例如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投资大师罗杰斯、《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德国前总理施密特都曾经撰文或接受媒体采访,对中国模式发表意见,可谓各持己见。而结论只有两个:一是充分肯定,认为中国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二是带有几分敌意和不屑,也带有几分不安甚至恐惧,认为中国模式正在冲击西方价值观,对西方模式构成巨大挑战。
何为中国模式,价值何在?
所谓中国模式,概而言之就是新中国建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代名词。其主要特征包括:一、强有力的领导之下的政治稳定;二、稳中求变,循序渐进式的改革;三、在改革开放中考虑到国家的实际情况;四、将发展经济当作头等大事。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也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但由于中国模式中不同于其它国家,充分显示了应付危机的能力和有效性,结果是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令外界刮目相看。
事实上,西方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北京在这方面一直小心翼翼,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有人认为,与美国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不同,中国非常重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核心是国家对经济高度介入和干预。而在政治上不采用西方的多党式民主政治。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先发展经济,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社会文化等基础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步讲求分配和发展民主政治。
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认为中国模式并未成形,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转型阶段”,尚存不少变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源源不断地外资投入和开放自由的外部市场,且已具备与西方民主形态相提并论或互补的重要价值。
聚精会神谋发展才是硬道理
西方对“中国模式”议论纷纷,其实难掩背后的忧虑。例如《纽约时报》指出,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可能导致世界权力转移,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仿效中国。美国《数字化日报》也表示,俄罗斯正在复制中国模式,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超级大国向中国寻求经验,这也表明全球影响力正转向中国。
《华盛顿邮报》则称,西方专家对于中国政治变化的一些预测、判断都没有发生,相反中国模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感觉到“威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模式脱颖而出,更因为他们担忧西方模式就此会黯淡无光,金融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西方民主是否是最好的执政方式。
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和恐惧,类似于冷战期间对前苏联的恐惧。尽管中国不再强调意识形态,但西方不断要把中国再意识形态化,使用各种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描绘中国。
其实早在20年以前,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即在《历史的终结》的文章中指出,苏联的瓦解显示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西方模式将成为人类的唯一归宿。但20年之后,西方世界却看到,不仅没有历史的终结,而且还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要被西方一些人士所说的“中国时代来临”所捧杀,也不要对另外一些西方人所说的“中国威胁”愤愤不平,聚精会神谋发展才是硬道理。
此外,中国还必须意识到:一、中国模式并非完美,否则便无从解释国内存在的问题;二、未来中国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如何更多容纳和接受广大民众意见,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对完善中国模式更为重要;三、总结30年来改革发展经验,并予以理论化,尽可能形成一套可以同西方沟通的语言,然后传达至外界,以便使外界对中国模式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理解。(伊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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