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所在，也许在转角之间，就蕴含了悠长的历史故事和渊源。不知道就如平常日子，一带而过，什么也不会损失。但是有了对历史印迹的了解与探寻，层次会更丰富……

　　台北这几天阴雨连绵，秋意寒浓。我们选择了一家位于金山南路新建成的精品酒店，尝试与传统酒店不同风格的现代时尚体验。没想到的是，信步周围，转角之处，不期然地被历史故事所包围。

　　近在咫尺的泰安街二巷二号，是前国民党名将顾祝同在台湾的旧居。顾祝同原籍江苏，1930年代末期做过江苏省主席，他在南京的故居，就离我的大学不远，有时骑车还会专门绕经那条路，看一排低矮的白墙、绿色的深门，想象旧时公馆风华，不知隐藏了多少故事。

　　顾祝同的二儿子顾福生是个画家，三毛成为作家之前，正是投师顾福生，打开了自闭的心门，获得了自信，并走上文学道路。她在借用白先勇一篇文章的题目《蓦然回首》中，记叙了少年时代第一次去顾家时，心情忐忑，“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门，一旦对我开启时，我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三毛当时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按了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顾福生就是在这个大院里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三毛还在顾福生的介绍下，投稿到白先勇的《现代文学》月刊，作品发表后，三毛捧着杂志大喊父亲，随后父母泪流满面。

　　正是有了这些丰富故事，泰安街二巷二号，不再只是生硬的门牌、冰冷的符号。小雨中，我专门走到泰安街，可是二巷已不再是三毛笔下的景观，已被拆建成数层高的住宅楼，看不出一点往昔的痕迹。倒是对面的一号仍然是独门大院，墙上缠绕着铁丝网，大门深锁，依稀看到里面的草地和小楼，或许在延续另外的传奇吧。

　　和泰安街交界的济南路二段，其69号则是另一段文艺故事。房子的原主人就是已故电影导演杨德昌，房子是由他父亲任职的中央印制厂所分配。这座单层楼房，夹在两座低矮的公寓之间，颇有些突兀。而在1980年代，这里是侯孝贤等台湾新电影人的聚会所在。1986年底，台湾一批文化人就是在这里起草了《台湾电影宣言》。虽然这处所在对台湾电影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但随着杨德昌1990年代远赴美国，文化电影人也不再聚集于此。2007年，此处地段被公开招标，如今是一家名为“掌柜”的酒菜茶馆。“掌柜”装潢得很具文化气息，问柜台的伙计这里是拆了重建，还是保留了些什么？伙计指指悬在半空的木质屋顶，说这就是以前杨德昌家里的，其它也没剩下什么了。

　　酒店不远处的新生南路二段，则是少为人知的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旧居所在。吴国桢和周恩来是南开大学同学，29岁就担任汉口市长，后来历任重庆市长、上海市长等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以省主席的身份在台湾推动地方民主和财政改革，政绩斐然，最后因与两蒋反目，出走美国，继而在台湾成为反面人物。这样的故居，当然不可能被特意保留下来。

　　旧居可以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住所，但也会凝结情感。杨德昌的旧居，现在只有文化圈的人才会偶尔提及，而杨德昌也曾在十多年前和蔡琴一起到上海寻访他出生和幼时成长的地方，辗转找到之时兴奋不已，因为他父亲经常跟他讲这间屋子的故事。去年我陪一位八旬老人到上海寻访他少时旧居，小楼依旧在，只是朱颜改。老人家兴奋地指着院子的不同角落，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少时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如今里面住着数十年来政府陆续分配的好几户人家，已然楼是人非。楼房主人的几度易手、变迁，背后的故事不就是社会政治的缩影？

　　早期国民政府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位于台北师大路的旧居，六年前房屋产权被回收，房子被强制拆除。家人一直愤愤不平，希望将房子留下建立陈立夫的文物纪念馆，作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但，旧居保存与否，又涉及到政治评价以及具体利益的权衡，不纯粹借由历史或文化角度发挥主导性作用。

　　回新加坡的前一天，和几位文化界、媒体界的前辈聚会闲聊。他们有出生在大陆，1949年来到台湾，有台湾土生土长、后又派驻海外的，有在香港、台湾都有成长教育经历的，背景多元，但是对1949、国共历史都有着共同的话题，观点却各不相同。大家比较着早期国民党高官的风流往事，与现今国民党“立委”吴育升酒店偷情的不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媒体连篇累牍、连续剧式的挖掘，给了他们只对后者好奇的理由，对于过往的历史，则是越来越陌生了。

　　这是很正常的现实图景。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所在，也许在转角之间，就蕴含了悠长的历史故事和渊源。不知道就如平常日子，一带而过，什么也不会损失。但是有了对历史印迹的了解与探寻，层次会更丰富。我经过的顾祝同、吴国桢、杨德昌的旧居，都已不复原状，正如杨德昌电影《浮萍》所言，“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是纷争、喧嚣，留下的是平和、沉淀。因为有了故事，那些经过的转角，也就因此而不同。

　　(周兆呈 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