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能很快从常理判断，这两件事没有同时发生的可能。按《西游记》的说法，在这段时间里，太上老君只集中精力从事着一件事：锻烧孙悟空。而按道教的说法，在这段时间里，太上老君又花了很多精力，口授梦托，帮助成就着华夏人间的五斗米教。太上老君只有一个，究竟哪种情形才真实发生在他身上？

　　国学大师陈寅恪可能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感兴趣。因为，上面的整番考证，大抵属于他欣赏并驾驭自如的“诗史互证”治学法。孙悟空哪一年大闹天宫？闹天宫时太上老君在干嘛？太上老君有没有空闲在同样时间里分身抽暇、去为人间五斗米教的成立仪式剪彩？这些问题，本质上和陈寅格著名的考证“杨贵妃入宫前是不是处女”应该说殊途同归。以诗证史，以史证诗，都非深厚学养莫办，它在证得人一愣一愣的同时，也留下了限度。想象性的文学作品能被动辄用来作为求证历史的材料吗？钱锺书就终其一生不屑此道。有意思的是，《西游记》恰是钱氏的小说最爱。

　　出于国姓之故，李唐一代对老子的信奉是空前的。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一部《西游记》会提到太上老君那么多事迹，像童子下界化为金角银角大王占山为王啦，坐骑下凡变做青牛精啦，施舍一粒金丹救活乌鸡国王啦，以三清之一的身份坐镇车迟国道观等等。单从这点看，吴承恩还是很给“诗史互证”的学者们方便的。不过，正所谓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他顾及这头之余，放懈了那头，太上老君在他笔下既要火烧妖猴，又得口授凡教，就太累了点儿。更别提，那南天门四大天师里竟有个名叫张道陵的。人家还在凡间风风火火创五斗米教，阳寿未尽，这边厢却提前让他大模大样地当起天师来了，读到诸如此类的地方，我们自可嘿然一笑，然后说声：我这一撑代表了饭已经吃饱。(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