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到几篇有关康有为的文章，我有一个感觉，觉出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说他质量不好。读后我也觉出，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大正派，近乎骗子者流。也许在大的革命潮流下，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学问有一些，勇气有一些，才气有一些，能力也有一些，但贪私利，而且私欲强得很，不得餍足，就进一步说假话，编造伪史。总有一天，真相会慢慢显露出来，使后来人厌恶。现在的康有为就是这样，在许多历史学家的详考下，露出了麒麟身下的马脚。他的《康南海自订年谱》之类所说，真真假假都有。所以研究戊戌变法的专家茅海建就说：“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一个人的《自订年谱》使后世学者这样看待，真是难堪。茅之所言，就指康说光绪皇帝曾指示总理衙门：“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茅说，这在当时的体制里，是‘绝无可能之事”。这位康圣人，一生弄这种事，可谓多矣。姜鸣《天公不语对棋局》书里，有一文专门揭示出，康有为的所谓“公交车上书”也是莫须有的事情。“公交车上书”原指甲午海战(1894)失败后，清廷割地赔款，次年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向皇帝上书反对。一时之间，上书的举人很多，一群一群又一群。康说他组织一批举人上书，由他执笔，写好上奏皇帝。但是，在哪里聚会，交哪里上奏，都说不清。这事件也没有任何证据材料，只由康有为一人说了又说。姜鸣说，“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顶多只能称作‘公交车集会’或‘公交车拟上书’而已”。姜鸣的结论是：这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这或者就是欺骗的开端，它也是康有为事业的开端。

　　还有一个大谎言，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意思是说，在光绪皇帝以为自身危机时，曾有绝密的诏书，交康有为带出，与变法的重要人物杨锐、谭嗣同等人商量对策。姜鸣考证，绝无此事。所谓“衣带诏”是有的，但是是在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上面有“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等语，那个“尔”就是指杨锐。后来康有为自己说，是他受此“衣带诏”。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但是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四川时，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于是，“衣带诏”之事乃大白于天下。但是康有为却逃到海外，以“衣带诏”等事欺世而盗名，以盗名而敛财，敛了很多财。

　　我看到谈康有为事最细致而有味的，要数台湾学者高阳在《两朝帝师翁同龢》一书里所说。当时康有为地位很低，对宫中之事尚不熟悉，朝廷规矩也未弄懂，所以在《自编年谱》里就常“信口开河”，大撒其谎，令人失笑。如康说：“上(即皇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高阳说：康有为都不知道翁同龢是每天可以见到皇帝的，如有密诏，对面可语，干么要夹到点心里？如要夹入点心，那要到厨房下手脚，不是更麻烦得多？此实可笑也。

　　但是，康有为是发动改革的人物，当自有他的贡献。这话也不错。但是，这贡献也一直被夸大。《新华文摘》(2009•18)转载江中孝《关于康有为和戊戌维新的指导思想问题》，该文就认为当时在革新派里或者在守旧派里，康有为的影响都极有限。“他的学术地位、声望、修养都不能胜任学界领袖的地位。”“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赞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所持的学术观点。”而反对他，轻视他的人，当时以至现在，都是很多的。但是，据我的狭陋而言，看到后人在谈论到中国书法史时，对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一书，多是给予肯定的，许多人是赞扬有加的。这一点也不能否定。

　　这位因伪造历史而赢得高度声望的改革者，似乎该重新给他定位了。(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李国涛)